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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徙突厥（第2页）

唐太宗面对众说纷纭的议论以及魏、温激烈的争辩，并没有使他无所适从，而是权衡利弊、择善而从。

以往唐太宗对魏徵的诤谏，无不言听计从，唯有这次反常。

可见唐太宗的民族观与魏徵有所不同，他有自己的主见，故不盲从。

他的处置突厥问题想法正与温彦博不谋而合，故温彦博的主张也就是他的主张。

温彦博的“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

的主张，是建立在信任突厥族归附后德化不乱的思想基础上的，他批判了魏徵的“养兽自遗患”

的错误说法，是比较进步的民族观。

魏徵着眼于晋初与唐初迁徙胡族于内地的形式相似的做法，而没有分别两代统治者的不同政策。

众所周知，晋武帝对被徙的少数民族纯粹作为压迫、奴役的对象，反而加深了民族矛盾。

温彦博对内徙的突厥族力主缓和矛盾，选择其上层分子参与政权，从羁縻的愿望出发，关系处理较好。

魏徵对此不加分析，就简单地断言为心腹之患，立论不免失之偏颇。

至于群臣提出的“分其部落”

“变其风俗”

的办法，实质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与温彦博的“全其部落”

“不离土俗”

也是截然不同的。

温彦博的安置突厥的实质，是以尊重突厥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为基点，给予突厥族以某种限度的“自治”

权利，显然是在团结的基础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同化政策。

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内迁主张后，随之约有十万户突厥族迁入中原，其中一万家定居在长安。

唐太宗挑选部分代表人物担任京官武职，任职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一百多人，差不多占了朝廷武官的半数。

这个羁縻突厥族上层人物的措施，实质上是对突厥族执行团结政策的具体表现，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深刻的影响。

如阿史那思摩深得太宗信任，被赐姓李，极为感激，发誓要为唐朝效忠。

又如在中央担任高级武职的铁勒族契芯何力回本族省亲，被人扣留，但他矢志不渝，以“唐烈士”

自誉，以割耳示其忠心不贰。

而且唐太宗的笼络政策对其他民族酋长发生了有利影响，如薛延陀真珠可汗就认为突厥“岁犯中国，杀人以千百计”

，平定以后，一定会予以报复：“当翦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

唐太宗对内徙的突厥人与汉人同样对待，还安置他们于内地的肥沃农耕地带，使突厥人迅速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孤兔。”

显然，内徙突厥能收到团结其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