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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5页）

其原因诚如清末法学家薛允升所说的：“僧道得免丁差。

僧道多则户口少，自然之势。

此辈不耕不业，衣食于民，岂可听其私自簪剃，以虚户口耶，故特禁之。”

由此看来，唐太宗在贞观初严禁非法私度僧道，虽无高祖废佛激烈，然而，从控制国家户口来看，两者亦有殊途同归之处。

唐太宗虽对佛教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但并没有影响尊道。

贞观初，道教领袖仍能得到崇礼与信任。

如“贞观五年，太子李承乾有疾，敕道土秦英祁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

立观宏道，借此表彰道教神祐的灵验，这与大业初李世民有疾，李渊祁福于佛寺比较起来，似乎唐初太宗信道超过隋末乃父信佛。

但也与道教介入政治有关，如道士王远知参与秦王夺位的预谋活动就是一例：“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平?’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

’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因请归山。

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

唐太宗还亲降玺书，赞扬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

，并忆及前功：“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

王远知能预密谋，秦英能出入宫廷，说明道教徒能介入政治，并得到信任。

从贞观初的宗教政策来看，唐太宗既不愿造成佛教的独尊局面，也没有采取道先佛后的举措。

他采取的是平衡佛、道，并重两教的做法，但实际上难以办到。

因为魏晋以来，佛、道反复辩论诘难，门户之见极深，历年积怨，势同水火，都想压倒对方而凌驾天下。

隋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大大超过道教势力，实际上处于独尊地位。

唐自武德九年以来，傅奕多次上疏辟佛，李渊有意袒护，才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某些变化。

道教领袖以为有机可乘，遂乘机发动攻势，如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沦》、刘进喜作《显正论》，斥责佛法，贬低佛教。

由于当时形势不利于佛教，故佛教领袖没有立即摆开阵势还击。

贞观前期，僧人利用唐太宗缓和、宽待佛教的政策，由名僧释法琳发难作《辩正论》反驳道书。

此后佛、道双方又接连发生唇枪舌战，但都未能动摇佛教的优势地位，直至贞观十一年年初佛教地位仍高于道教地位。

唐太宗虽居于深宫，但对佛教的情况十分了解。

他知道“在外百姓，大似信佛”

，至于朝臣中的虔诚信徒，他更是了如指掌，这就迫使他采取谨慎的作法，不会轻易抑佛。

而佛教势力遭到武德末年的政治打击以后，一直窥测方向，力图恢复往昔的一尊地位。

他们深知，教主非涉足政界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难以如愿。

于是教主指使信佛朝臣，并通过朝臣上表太宗，企图促使太宗礼拜高僧。

贞观八年，太宗窥破佛教的这个阴私做法，曾对长孙无忌言及：“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入，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即僧人）教上其事。”

“大德”

者，是佛教对高僧的尊称，其实就是长安的佛教界领袖。

上封事官员建议朝廷大官偕同十名高僧入朝，令太宗在金殿礼拜，借机讲经说法，借此定于一尊，这显然是当时佛教势力妄图恢复梁武佞佛的幻想。

然而，他们看错了人，英主唐太宗绝非昏庸的梁武帝可比，贞观名臣亦非梁武邪臣可类。

当即遭到重臣魏徵的激烈反对：“佛道法本贵清净，以遏浮竞。

昔释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固与之同舆，权翼以为不可。

释惠琳非无才俊，字文帝引之升殿，颜延之云：‘三台之位，岂可使刑余之人居之。

’今陛下纵欲崇信佛教，亦不须道人日到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