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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6页）

魏徵出身道士，自然反对佞佛，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当然也不会让佛教介入政治。

然而，从上封事官员与魏徵的言论纷争中，可以看出佛、道两教为了发展各自的势力，在政治上展开了明争暗斗的迹象。

由上可知，唐太宗直到贞观八年还是“崇信佛教”

的，然而，他不大相信佛教的善恶报应谬论。

同年，长孙皇后身患重疾，太子承乾建议曲赦囚徒，剃度为僧，祈求佛祐。

皇后反对说：“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

这多少也反映了唐太宗的思想。

及至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才使佛道地位发生了转折，这标志着唐太宗以诏令形式宣告了抑佛的开始，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

诏中回顾了佛教传入中土，凌驾他教，风靡朝野的种种流弊云：“佛法之兴，基于西域，爱自东汉，方被中华。

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

泊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

唐太宗认为这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弊病，为了革除“前弊”

，贬僧尼于道士，女冠之下。

唐太宗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道先佛后的地位，形势显然对道教有利。

于是道教领袖再次发动攻势。

贞观十三年，道士秦英指责法琳所撰的《辩正论》对教主老子出语不逊，攻其诽谤皇祖。

唐太宗为此亲下《诘沙门法琳诏》，指出“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由先占。

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

诽毁我祖祢，谤渎我先人。

如此挟君，罪在不恕。”

于是逮捕法琳，问罪囹圄。

法琳于狱中往复辩答，尽力取悦旨意，后虽免于一死，但放逐蜀中，仍病卒于途。

配合抑佛诏令的第二个举措是，唐太宗往往对尊佛官员予以廷辱或非难。

如大臣张亮好佛，他就故意怂恿张亮出家，张亮不愿出家，遭到训斥。

崇佛至深的萧璃为此自请出家，太宗马上批准。

然而不久，萧瑀变卦了，唐太宗责其出尔反尔。

特于贞观二十年十月下手诏数其罪，并乘机表达了自己抑佛的见解：“朕于佛教，非意所遵。

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

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至苦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

及至侯景之乱，武帝被俘饿死台城。

于此，唐太宗得出结论云：“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唐太宗把佞佛与亡国联系起来，有力地驳斥了佛教善恶报应的虚妄，发泄了对崇信佛教的大臣的深刻不满，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抑佛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