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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丹药身亡（第3页）

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

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

讲得何等精彩!不料晚年竟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是历史的悲剧，一代英主也不能摆脱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

终于在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发病，五月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八月安葬于昭陵。

昭陵营建了十二年，预建陵园不断扩大，封域面积最终达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岂止“容棺”

。

至于防止盗墓也没有如愿。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太宗虽为终制以戒子孙，而昭陵之葬，亦不为俭。

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

岂非高宗之过乎。”

李治不遵父诫，固然负有责任，然而太宗晚年奢靡之风已有抬头，趋向厚葬也在所难免。

不过，唐太宗毕竟是英主，临终时是作了一些限制的。

其后，玄宗朝太监高力士进入太宗陵墓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

，不禁赞曰：先帝“随身服用，唯留此物。

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

玄宗闻讯，亲往视之，见物“肃敬如不可胜”

，“即命史官书之典册”

。

昭陵有功臣陪葬之制。

功臣陪葬起自高祖献陵，但是，形成制度而颁定明诏的却在贞观时代。

贞观十一年二月下诏：“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奄寥之时，丧事无缺，所司以此营备，称朕意焉。”

同年十月，太宗又“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

有史学家注云：“凡功臣密戚主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

据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所载，陪葬者有一百五十五人。

另掘《金石萃编》统计，计一百六十六人。

现知陪葬墓有一百六十七座。

其中以功臣占大多数，还包括少数民族将领十五人，这反映了唐太宗对辅弼重臣的荣宠，体现了他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

昭陵还列少数民族首领石刻像。

高宗为了弘扬太宗的武功，命雕刻家造像十四座，表现其归附、擒伏的形象，他们是突厥族四尊，吐蕃赞府，高昌王翻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于阗王尉迟信、新罗王金真德、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阿罗那顺等。

有史学家考察昭陵后描绘石像云：“皆深眼曷鼻，弓刀杂佩，壮哉诚异观也。”

夷象石雕，一方面体现了唐太宗“天可汗”

的尊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初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以昭陵为中心的陵墓建筑以及陪葬的臣僚与归附的外蕃君长的墓、像等，围绕昭陵布局构成了完整的墓葬群，显示了唐太宗卓越的文治武功，礼赞了贞观极盛的统一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