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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第3页）

他要求地方官每年按村坊奏报种植情况。

雍正尽先照顾食粮生产，是出于形势的需要，除此之外他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但是，他的政策影响了经济作物的生产，有些地方官在奉行时，把已生长的经济作物毁掉，改种粮食，于是因失去农时而不能生长，更是一种破坏。

减少经济作物的生产，使手工业原料不够丰富，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垦荒。

雍正二年（1724），雍正说开垦能够解决民食问题，“于百姓最有裨益”

。

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他试图克服垦荒中的一些难题。

过去民间报垦，官员勒索费用，以致垦荒之费比买田价格还高，故而农民不愿报垦。

为此，雍正下令，允许民人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挠。

从前报垦，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命水田照旧，旱田推迟为十年，并著为定例。

山西、河南、山东闲旷土地，民人无力开垦的，官给牛具，起科后官给执照，永为世业。

垦荒令下达后，各地陆续推行，而以田文镜在河南实行最有力。

垦荒中，雍正有组织地做了两件事，一是搞直隶营田。

雍正三年（1725）春天，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在保定挖沟渠、兴水利之事。

雍正因此责怪他说，“此事必通盘将地之高下，水之去来，明白绘画审视，斟酌而后可定”

。

可见他赞成修水利，但主张审慎，先作考察，了解河水来龙去脉，地形高低，以便设计极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预期效果。

李维钧不经考察想干就干，因而不合他的心意。

这一年直隶大水灾，促使雍正下决心早日经营畿辅地区的水利。

当即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率员考察，经过他们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制成水域图进呈。

雍正见到大为欣赏，赞扬他们“于直隶地方东西南三面数千里之广，俱身履其地，不惮烦劳，凡巨川细流，莫不穷究竟委，相度周详，且因地制宜，准今酌古，曲尽筹划，以期有益于民生”

。

于是，设立营田水利府，下辖四个营田局，委派允祥、朱轼董理其事，兴办直隶水利田。

为加速工程的进度，朱轼提出四项建议：一是民人自行营田，照亩积多寡，给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顶戴，鼓励私人垦辟；二是到水利府工程处效力的民人，视其包干完成的工程量的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三是降级，革职的官员赴工程处效力者，工成准予开复；四是流徙以上的罪犯效力者，准予减等。

这是开捐纳，借民人和官员的力量兴造水利，但朱轼说是为收“谙练之员效力营田”

“集众力厚民生”

，不是国家舍不得出工本。

雍正批准了朱轼的建议，于雍正五年（1727）开始实施。

营田工程有两项内容：一是修治河道，疏浚建闸；二是造田，主要是水田。

据担任营田观察使的陈仪讲工程中注意“留湖心毋垦”

，即建设水库，宣泄洪水。

当时要增加垦田，留湖心就与它矛盾，从长远利益看还以留湖心为宜，所以陈仪说这是措施中的妙着，“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