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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曾引吕（第5页）

第三，清朝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得天下，不但不是夺取了明朝皇位，还是为明朝报仇雪耻，汉人专以朱明后裔为反清旗号，是叛逆的行为。

第四，清朝的衣冠是天命来主中国的形式，“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

的话，是无知之人的诋毁。

雍正在华夷之辨中具有自豪感，认为南北朝时，君主只能统御一方，所以南人指北人为索虏，北人诋南人为岛夷。

明朝朱元璋的威德不足以抚育蒙古，才兢兢于边防。

他以各族都在清朝统治之下的事实，说明华夷无别，维护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政权。

雍正主张不分地域，以德为王，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积极意义。

但他以地域观念代替民族观念，是偷换概念，回避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问题，这是由他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地位所决定。

经过案情的审查和思想观点的驳诘，雍正遂作结案处理，就此又抓了两个方面，一是文字上的，另一是组织上的。

雍正在曾静案初发时表示，曾静投书不必隐讳将来自有处置。

过了将近一年，即在雍正七年（1729）九月，下令将论述这个案子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和忏悔的《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加以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使读书士子观览知悉。

如果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曾静口供和《归仁录》，说清世宗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

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是为世宗嗣位及初政做宣传的著述。

同年十月，雍正命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且宣布不但不杀他们，“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

这样处理的原因据说有两条：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岳钟琪为雍正宠信大臣，雍正不能让他失信，故应宽免曾静、张熙二人。

二是因曾静投书，才获知造作谤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得以晓谕百姓，这样看曾静还有功，不应斩杀。

其实，雍正真正的用意是为用他们现身说法，宣传《大义觉迷录》。

他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讲，然后秘密押送到湖南，在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

张熙由尚书史贻直带往陕西，在各地宣讲完毕，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随传随到。

他们的宣传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起到的。

对吕留良一干人等的处理要复杂一些。

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刑部提出结案意见，雍正命交各省学政，遍询各学生监的意见，因为要焚禁吕留良的著作，担心有人私藏，因而以此为名，广做宣传。

雍正还命大学士朱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语录，到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书成，也刊刻颁发学宫。

又过了一年，才正式定案，将吕留良及其子、已故进士吕葆中、严鸿逵戮尸枭首，另一子吕毅中、沈在宽斩立决，吕和严的孙辈，人数众多，俱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

。

吕留良家产籍没，充浙江工程用费。

案中牵连人等分别判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边外；刻书人车鼎臣、车鼎贲，与吕留良交往的孙克用、收藏吕留良书籍的周敬舆均拟以斩监候，秋后处决；吕留良门人房明畴、金子尚革去生员，金妻流放边外，陈祖陶，沈允怀等十一人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秀才，杖一百；严鸿逵、沈在宽的学生朱霞山、张圣范等人因年幼释放。

被处分的还有吕留良的同乡朱振基，他景仰吕留良的为人，在任广东连州知州时，供奉吕留良牌位，吕留良案发生时，他已调任广州府理瑶同知，但连州生员告发他，雍正将他革职严审，尔后，死于狱中。

在审查曾静不久，雍正就此事在宠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

对鄂尔泰亦作了同样内容的朱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