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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律令（第2页）

清朝秋审，原将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种，判决有死刑立即执行的、有缓刑的，有留待进一步调查处理的。

康熙五十年后情况复杂一些了，这一年定例：凡犯死罪而非常赦所不原的，高、曾、祖父母及父母年在七十以上又有疾病需要侍养的，家中又没有次丁，成丁，可以根据他犯罪情节，由皇帝决定是否处以死刑；若犯徒流罪的，就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

雍正即位后，就将这一规定制度化，他于雍正二年（1724）指示要看被害者家中是否有成丁、次丁、否则杀人之人反得留养，死者家中若无次丁，成丁，就不合情理了。

同时他严格要求留养者赔偿银两，于雍正三年（1725）定出具体数目，若不能赔偿，仍照应得之罪法办。

同年又规定：凡军流徒犯及免死流犯，家中祖父母，父母老疾，没有次丁，成丁侍养，军流徒犯，照数决杖，余罪收赎；免死流犯，枷号两月，杖一百，俱准存留养亲。

存留养亲，本为养活尊亲，也包含有使尊亲后嗣有人，家门永存，香火不断之意，雍正十一年的有关定例，把这个意思进一步明确了。

如有关条例规定：若夫殴死妻，不是故杀，父母已故，别无承祀之人，可将该犯枷号两月，责四十板，准其存留承祀。

设立了这类条例，自雍正起，秋审四类处分外，增加“留养承祀”

一类。

对于宗族内成员之间的犯罪律例，雍正也有所改动。

江西永新县民朱宁三屡次犯窃，迫使乃兄朱伦三卖子鬻产代为赔偿，后又偷牛被发现，朱伦三遂和其侄朱三杰把朱宁三淹死。

案发后，刑部拟朱伦三流徒，朱三杰徒刑，雍正不批准。

他认为赔累伯叔兄弟的恶人，犯罪可能不至于死，而族人为剪除凶恶，训诫子弟，治以家法，至于身死，亦是惩恶防患之道，情非得已，不当按律拟以抵偿，因此将朱伦三、朱三杰二人免罪释放。

同时命制定类似事例，于是经九卿讨论，雍正批准，定出新例：合族公愤，以家法处死不肖子孙，如死者确有应死之罪，将为首者照罪人应死而擅杀律予杖，若罪不至死，将为首者照应得之罪减一等，免其抵偿。

又如，有福建建安县民人魏华音，偷割人稻禾，竟将已故之胞兄独子勒死，嫁祸于人，以图逃脱自身的偷窃罪。

刑部拟罪，按尊长致死卑幼论刑，雍正不赞成。

他认为魏华音固然是死者的亲叔，但其凶恶惨毒已在伦常之外，凶手与死者就不能论尊卑长幼名分了。

对于这样的事情，过去条例没有详加分析，并不妥当。

他指示：“其将卑幼致死以脱卸己罪及诬赖他人者，应另定治罪之条。”

于是议定：凡属这类情形的，“应照亲伯叔夺兄弟之子房产等情故杀例拟绞监候”

。

他针对原来律例中尊长卑幼名分关系而处刑不合理的问题，改定新例，既维护尊长的权利，又不允许他们恣意为非作歹，使刑律改得合理一些。

他所定为代表宗族利益惩治恶逆的人减刑的律例，使宗族在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司法权，这是维护宗族制度的法律手段。

清律沿袭唐、明历代之旧章，有赎刑，但有其特点，即捐赎的通行。

顺治十八年（1661）定官员犯流徒籍没认工赎罪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定死罪现监人犯输米边口赎罪例，康熙三十年（1691）又定军流人犯赎罪例，康熙六十年（1721）又有河工捐赎例，等等。

这些捐赎事例，都是因事需要而制定，事毕即停止实行。

雍正初年，定西安驼捐例、营田事例，都包含捐赎条款。

至雍正十二年（1734），吸收以前事例办法，定预筹运粮事例，规定：不管是旗人还是民人，凡罪应斩、绞而情有可原的，三品以上官员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捐运粮银五千两，五六品官捐银四千两，七品以下暨进士、举人捐银二千五百两，贡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俱准减死罪，若犯罪应服充军、流放刑法的，各类人各自交足死刑捐银数的百分之六十；若犯徒刑以下的罪，各类人各自交足死刑捐银数的百分之四十。

这些犯人就改行枷号杖责，照徒罪捐赎。

这时西北正在两路用兵，军费大增，雍正用这个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

雍正以后，清朝用兵之事仍多，使得这个捐赎例基本上坚持下去。

官员和富人用金银赎免死罪，不管什么原因总是坏事，雍正自知理亏，在实行中要求从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