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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西南改土西北用兵（第2页）

三月初一军队凯旋，四月十二日，雍正命举行献俘仪式，祭告太庙、社稷、康熙景陵，晋封年羹尧一等公、岳钟琪三等公。

平罗战争结束，年羹尧在五月提出处理善后事宜十三条，经总理王大臣讨论，雍正批准实行。

年羹尧还条奏禁约青海十二事，雍正认为他条划周详，也都批准了。

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及善后处置，清朝政府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

康熙虽封固始汗子孙，但对青海多数地区乃是间接的管理，甘肃、四川一些地方也因和硕特人和藏人的联合使清朝削弱了控制力，平定罗卜藏丹津，则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

雍正在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务，把西宁卫改为西宁府，下置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将青海的重要地区直隶于中央。

又改甘肃省的凉州卫为凉州府，新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改庄浪所为乎番县，改甘州左卫，右卫为张掖县，改高台所为县。

随着建制的改变，清朝中央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得以巩固了。

青海问题，主要是解决青海蒙古人的问题，同时也涉及西藏人，由善后十三条事宜中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了。

青海、西藏毗连，清廷加强对青海的治理，有利于对西藏的进一步经营。

雍正平叛以后开展屯田，兴办农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也具有积极意义。

在青海的迅速胜利，出乎雍正的预料，他在年羹尧奏折上指出“前青海势涌，正当危急之时，朕原存一念，即便事不能善结，朕不肯认此大过，何也?当不起，原是圣祖所遗之事，今如此出于望外，好就将此奇勋自己认起来，实实面愧心惭之至”

。

他在这里提到这是圣祖康熙的未竟事业，这是值得注意的。

青海和硕特自康熙中期与清朝加强联系以来，越往后越密切，这对它本身的发展、对清朝加强在青海的统治都有益处，而且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罗卜藏丹津不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却要搞分裂割据，不得人心，自身也曾举棋不定，叛乱后，一些和硕特人归顺清朝，历史发展注定他要失败。

而清朝政府，开始想和平解决，一旦发现这是不行不通的，即决定用兵，中途不再接受投降，以利彻底解决问题。

平叛工作的最高决策者雍正，态度坚定，用人得当；前线总指挥年羹尧调度有方，善后措施得宜；深入敌营的岳钟琪，有胆有识，建立奇功。

雍正君臣的种种活动，都为这一事件的顺利发展做了积极贡献。

青海问题解决后，雍正把目光转向西藏。

早在康熙末年，请军进藏，驱逐了准噶尔势力，留蒙古兵两千名驻守，封参战有功的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奈为辅国公，以康济鼐总理前藏事务，授颇罗鼐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管理后藏事务，他们还都担任噶布伦。

雍正即位时，四川巡抚蔡斑奏请安定八旗人心，以为从西藏撤兵是必要的方法。

雍正的态度，是以蔡琏的建议为谬妄，说那样做是不妥的，是“以皇考举行此事为非”

。

这不是当日朱批的实录，是篡改过的。

原来他说蔡斑的看法，“与朕意、廷臣议同，正在此办理”

。

事实上，他在雍正元年（1723）就把驻藏部队撤回内地了，只在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留军驻守。

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嫉妒康济鼐掌权，举兵杀害了他，又阴谋投奔准噶尔。

雍正自从西藏撤军，深知对西藏的控制力削弱了。

阿尔布巴叛乱的发生，认为这是一个弥补前咎的机会：“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

他的办法就是出兵平叛，中心任务就是“将达赖喇嘛移至西宁，则西藏可永远无事矣”

。

当时云贵总督鄂尔泰对出兵持保留态度，希望雍正以抚为上，剿杀次之，羁縻为上，驾驭次之。

雍正不听他的意见，表示一定要出兵，而且不惜费用。

于是下令准备进军。

不久，他考虑到，若一发兵，阿尔布巴畏惧而挟持达赖逃亡准噶尔，事情就复杂了，还不如暂不进兵，因而下令停止出师。

叛乱发生后，管理后藏的颇罗鼐即统领后藏和阿里的兵士九千，一面截断叛匪逃向准噶尔的道路，一面进军拉萨，擒获阿尔布巴等首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