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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第1页）

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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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同它们邻近的湖南、湖北、四川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经济落后，生产方式不同，与中央政府关系疏密不一。

大体上说，元、明以来，实行土司制度，土司管辖各该民族，他们的承继行世袭法，然需中央政府批准；土司在内部自行征纳赋役，仅向中央进贡少许银物；土司自定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令，对属民生杀予夺，中央政府概不过问，在这里实现的是土司的意志，而不是中央的政策。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连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也没有，只受该族头人的统治，可以说是土舍制。

但他们往往受邻近的土司控制。

土司、土舍是大大小小的割据者，因而产生中央要加强对他们辖区的统治与他们维护旧制度的矛盾。

明朝以来，中央政府就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取消土司世袭制，设置府厅州县等地方政权，派遣一定时间进行调换的流官前往治理。

这就是改土归流。

这种办法，明朝和清初偶或实行，所以土司制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着。

到雍正统治时期，由于弊端的积累，暴露得更清楚了。

土司对属民任情役使，赋税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

。

他们掠夺的远比向中央进贡的银子多得多。

土司恣意虐杀属民，对犯其法而被杀害者的家属，要征六十两、四十两、二十四两不等的银子，还名之曰“垫刀银”

，真是凶恶至极。

土司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畜，互相厮杀，经年不解，世代为仇。

如广西西隆州古隆地方土司王尚氏等与贵州普安州捧酢地方的土司阿九等常年争夺歪染、乌舍、坝犁、鲁磷等寨，雍正二年（1724）告到官府，因事涉两省，地方官互相推诿，到雍正四年（1726）还没有审理。

又如湖南永顺地方的诸土舍，于雍正元年相互仇杀。

明代土司还发动过对中央的战争，清代虽无此事，但土司、土舍到邻近州县抢劫，屠杀汉民的事却屡屡发生。

于是出现双重矛盾，一是土司属民与汉民的对立，属民往往成群结伙骚扰汉民，有的在夜间乘人不备，焚屋屠戮，但他们又害怕汉民，一离开村寨，就怕被汉人杀害。

土民、汉民问题基本上还是土司造成的，土司与地方政府也是矛盾重重。

有的汉人犯罪，逃匿土司，为其保护，州县官只有“用银钱买求”

，才能得到，这就破坏了地方政府的司法权。

有的地方官无端欺凌土司，土司继承，需要州县官转呈，有的州县官借机勒索，否则多方刁难。

有的土司向州县官送礼，若被上司知道，州县官反诬土司行贿钻营，若不送礼，“则加以傲抗之名，振拾小事，申报上司”

，使土司左右不是。

有的地方官向土司要钱，致使土司不敢到府县城里，怕被拘留勒逼。

这些弊病，令土、汉民遭殃，致使中央政令不能统一贯彻，因而导致地方吏治败坏。

在土司内部，为争夺继承权，也经常发生械斗，如雍正三年（1725），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大小金川土司争位仇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