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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第2页）

土司制妨碍国家的统一，破坏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破坏它，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而实现的条件，一则是它的落后性充分暴露，愈加不能为土民与汉民所容忍；一则是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有能力瓦解土司的势力。

到了康熙雍正两朝之世，土司制的罪恶已暴露无遗，土民有着脱离土司统治的强烈愿望，有的全村离开土司、土舍，呈请改归地方政府统辖。

汉人也关心这样的事情。

雍正二年（1724），幕客兰鼎元提出削夺土司的办法：依据土司犯罪轻重，削减他的村落里数，这如同官员的罚俸降级处分；若罪情严重，则夺其土司，将地方改归流官治理；若不便改土归流的地方，就将为恶的土司除掉，把他的领地分散给其子弟，以众建土司，分其势力。

由此可见，全面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业已具备，剩下的问题就看执政者的认识和态度了。

对于土司问题，雍正初年，大臣中看法不一，广西巡抚李级认为土司虽然为恶，但还不至于非改土归流不可。

雍正对土司的过恶是清楚的，雍正二年（1724）五月谕令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督抚提镇，命这些封疆大吏加强对土司的管辖，但如何加强，他并没有办法。

雍正三年（1725），云贵总督高其倬奏准，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的村寨建设营房，增置防汛，当即在宗角盖造完毕，及至计划在长寨建筑，该寨土舍用大石堵塞路口，不容清军建房进驻。

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先后提出用兵要求。

此时，雍正尽管认为石礼哈、马会伯所奏有理，但怕他们年少鲁莽，谋虑不周，不能成功，反倒惹事，因此要他们“万不可轻举妄动”

。

又怕石礼哈“过于勇往直前”

，派何世堪为贵州巡抚。

而何世堪反对用兵，奏请招抚，雍正准许，然而其并没有招抚办法，一无成效。

这时雍正所想的是：土司、土舍问题应当解决，但要有得力的官员和妥善的办法。

他认为石礼哈等人不是能解决这件大事的主持人，因此不能下用兵的决心。

同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召高其倬至京，进一步了解云贵少数民族情况，并征询他的意见，高其倬主张征剿，雍正于是下旨询问鄂尔泰。

这时已是四年春天，广顺土舍更加猖狂，焚烧清军营房。

鄂尔泰看到事态严重，必须用兵，“穷究到底，杀一警百，使不敢再犯”

。

雍正欣赏鄂尔泰的才能，认为他是“才德兼优之督臣”

，必能担此重任，同意他用兵，并预先指示他，将来事定，“当以军功赏叙”

，表明他对此事的重视。

在鄂尔泰进军过程中，何世堪主张适可而止，总兵官暂理贵州大定协副将事丁士杰提出三不可剿说，鄂尔泰表示绝不姑息，并以三不可不剿答复了丁士杰，可见，他要把事情进行到底。

雍正支持鄂尔泰，指责何世堪是书生之见，要他努力协助鄂尔泰完成此役；数说丁士杰见解谬妄，失于怯懦因循。

鄂尔泰在对长寨用兵中，感到对土司、土舍蹈袭阵法难以治理，用兵时他们逃跑了，或伪装投降，军队一撤，事故立即出现，这时他认为筹措一劳永逸之法是当务之急。

鄂尔泰于是年九月，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

他在奏折中阐述了改土归流的必要，推行这一政策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

他对改土归流的客观要求认识很深刻，因而能将其摆在第一要务上；他的改流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快速实现，而且少留后遗症。

雍正阅览了鄂尔泰的奏折，与对耗羡归公一样，经历了不赞成一调查研究一赞成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当中一个环节，他进一步了解土司制的弊病、改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研究和制定了改流的方针、办法，选择了合适的执行人，这才下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