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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旌奖（第3页）

雍正命给翟世有七品顶戴，另赏银一百两，以表彰他的善行。

雍正还就六十一和翟世有的事，要官绅士民广为效仿，说那些贪赃纳贿，出入公门，网利营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的人，怎不惭愧呢!一个月后，田文镜又奏报商邱贫民陈怀金拾银二十四两八钱，交还失主，坚不受谢，与翟世有的事相仿，“仰见圣教流行之速”

。

雍正说“朕训诲臣民，唯以正人心厚风俗为首务，期以薄海内外去浇漓之习，敦仁让之风”

，翟、陈事出，“可见民心淳朴性善，皆同率教”

“实风俗转移之机会”

，希望今后“人人各怀乐善之心”

。

遂给陈怀金九品顶带，赏银五十两。

自此之后，各省相继效尤，纷纷呈报路不拾遗的好事。

同年，直隶总督何世堪先后奏报平山县民郭见忠、景州民李世齐拾金不昧，雍正命各赏八品顶戴、银五十两。

而疆吏所报遗金不昧的人，可以说是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了。

川陕总督岳钟琪报告绿营兵丁刘子奋在张掖拾银交给原主。

鄂尔泰报称云南兵丁李应芳、金贵拾金不昧。

雍正说这些好事发生在边疆，更为可嘉，除赏给银两外，给予把总衔，遇缺拨补。

直隶巡察御史鄂昌奏报文安县织席民妇卢梁氏拾金不受谢，雍正命赏米、布和匾额。

磁州佃农杨进朝拾银四十两，送交地主，转给失主，也按例给赏。

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古州土通事杨士奇，麦董寨仲家人阿罗拾金交还原主，雍正因为这事出在新近改土归流的地方，非常高兴。

又有湖南凤凰营汉人妇女张林氏，迷路走入苗民村寨苗龙有家，苗龙有报官，将人送回。

雍正说“苗民有此善举，足征苗俗之奉公向化，应加格外之恩，以示嘉奖”

。

在台湾，有高山族母女二人，拾得银钱衣物，报官还给原主，雍正以“廉让之义举见之番黎妇女，更属可嘉”

，赏银三十两，以示奖励。

路不拾遗，表明民风淳美，世道清明，自古以来便是盛世的标志。

它偶或见于史书记载，那也是像贞观之治的时代，稀世罕有。

雍正旌奖拾金不昧，含有双重意义，一是用以教育民人，以便政府的治理。

他要人讲礼义，兴仁让，端正心术，做出事来就符合礼法。

人人如此，社会风俗就淳正了，压倒了邪气，坏事就少了，或不出了，这样人民就易于治理，他说“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风俗，而风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

，他用倡导路不拾遗作为正人心的一种手段。

二是宣传他的统治已趋向盛世。

按照他的说明，拾金不昧发生在社会下层，军民男女，内地边疆，满、汉、苗、高山、仲家各民族，在皆有，似乎形成了社会风尚，仿佛雍正时代已经成为太平治世。

田文镜就翟世有的事歌颂雍正，“圣治淳熙，化及愚夫愚妇”

，雍正则说那是“风俗休美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

。

这种人心向化，风俗纯美，只有仁育万民的政治才能做到，因此，雍正虽未把拾金不昧诸事说成是尧舜之世的再现，但已俨然以盛世自居了。

人民之间互助以及拾金不昧，是广大人民的美德，本来就在民间存在着，雍正大肆渲染，并予官职、物质和精神的鼓励，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就使此类事超出了当时人民自觉的美德范围，用名利引诱人交还拾金，从而把它纳入封建伦理轨道，加之雍正借它宣扬自己的政治，所以这种旌奖，成为雍正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民风纯美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