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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旌奖（第2页）

雍正二年（1724），雍正号召各地兴办普济堂和育婴堂。

他在北京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鳏寡孤独无依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由国库拨款作为每年的经费，每月派大臣去稽察。

京城广渠门内原有育婴堂，雍正把它扩充，交给顺天府尹经管，政府拨钱外，京中贵族、官僚、士人和有钱人加以资助，收养弃婴。

雍正说，孔子讲大道之行也，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实现孔子讲的大道。

他希望京城做出榜样，四方都来学习，做到“老安少怀，风俗益臻醇茂”

。

在雍正的带动下，一些地方官，士绅、大商人纷纷效尤，建设各种善堂。

江苏扬州贡生耿兆组捐田三百亩，另每年捐银二千两，建瓜州普济堂。

河南确山县令与绅商共建普济堂，官拨公田，绅商买田捐助，收入给贫民做衣粮。

江西新城知县邵鸿元与监生邓其铨建成普济堂。

山东淄知县和绅士买地、捐田，也设置了普济堂。

江苏苏州府创建锡类堂，为无力安葬的死者收尸。

松江府南汇县绅士朱日成等人兴办育婴堂。

江西南昌原有育婴堂，但有名无实，没有普济堂，两江总督赵弘恩动用公项建房置产，交由董事经理。

此外，绅衿商人和一般地主还捐献银钱田产，修缮或兴建文庙、城垣、书院、义学、考棚、道路、桥梁、义仓、宗族义田。

雍正为鼓励臣民的“乐善好施”

，制定旌奖办法，凡捐助多的，由疆吏题请议叙；少的，给匾额，登记造册，免去差徭。

这是把“乐善好施”

的捐助与捐官的捐纳同样对待，比照捐纳议叙例给捐助者议叙，即有职衔而没有实缺的官员可以即用，有职衔的可以即升，无职的贡生、监生准给衔选用。

江南有个革职通判倪兆鹏做了捐助，便准复还职衔，给予原品顶戴。

捐助议叙，前无此例，所以李级议及此事，把它同前代做对比，说“授予秩官，视有明之所以劝之者尤厚”

。

“乐善好施”

，是官僚、地主，大商人把剥削人民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解决极少数人的生存问题，缓和贫富对立，人民与政府对立的关系，它帮助政府赈济贫乏，政府给予叙用的报答。

就政府而言，是用富人的钱财稳定它的统治，而以议叙作为与富人的交换条件。

就议叙而言，捐助与捐纳有相同之处，捐助议叙也具有卖官的性质。

后来雍正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

雍正十三年（1735）春天，山西巡抚石麟奏报曲阳、汾阳两县绅衿愿捐银两，存贮公所，以备周济乡里贫民之用。

原来“好善乐施”

都是因事而捐，而这却是无事备用，分明是为议叙而来，所以雍正说“此乃另开捐纳之条也"。

雍正五年（1727），上驷院奏称，铡草夫满人六十一送钱粮的回程，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呈报主官。

雍正说，一个卑微的夫役能献出拾物，深属可嘉，就将那个元宝赏给他，并命把这件事在八旗里宣传。

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的先河。

次年六月，田文镜折奏，河南孟津县农民翟世有在地里拾得商人秦泰的一百七十两银子，交给原主，秦泰要分给他一半，坚辞不受，他的妻子徐氏支持他这样做。

田文镜遂给他赏银五十两，送“士女淳良”

匾额，又在县里给他立碑，教育民人，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