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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弛海禁（第1页）

废弛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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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禁止人民往南洋贸易后，使部分人失业，无法生活下去，在广东的官员大都看出了这一问题。

雍正初年，孔毓珣建议取消洋禁，允许人民出海贸易。

雍正交廷臣密议，隆科多反对。

雍正认为两方面都有道理，委决不下。

雍正二年（1724）秋天，产生了倾向性意见，反对开禁，他告诉孔毓珣“料理地方一切事宜，当于远大处熟筹深计，凡出一令举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无害方好，不可只顾目前小利”

。

又说，“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

。

由此可见，雍正错误地认为开禁对眼前有利，对将来有害，在他看来继续严禁是视野远大的举措。

福建是地少人众、粮食不足的地区，人民常以甘薯充饥，尚难满足。

若再有灾荒，民食问题更严重。

人民在生活无着时，就发动各种形式的反抗。

雍正三年秋季欠收，次年又遇春荒，各地相继出现民众运动，兴化府南台县民反对粮食出境，抢劫米店，福州人民要求降低米价，巡抚毛文铨不允，群众打破巡抚辕门栅栏和巡捕官的轿子。

邵武府建宁县百姓罢市，汀州人民因米、盐价昂，赶骂知府何国栋，上杭人民抢米。

“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

，这是浙闽总督高其倬在雍正四年（1726）总结福建情况而得出的福建不安定的原因之一，他把它作为请求开禁的理由，因为民无食又无其他办法，才被迫为“盗”

，要弭盗，最好为他们筹划谋生之路。

开洋禁，允许民人出洋贸易，不失为消除人民反抗的一个方法，他说“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家属”

。

他针对主禁派的观点进行批驳：怕开禁大米出口，食粮越发不够，其实外洋产米地方甚多，粮食不会成为大宗出口物品；或虑把中国的船料卖给外国人，然而中国船小，外国人得了没有用。

他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请求雍正解除海禁。

雍正五年（1727）三月，雍正原则上认可了他的分析，命高其倬与福建巡抚常赉、广东巡抚杨文乾商讨具体办法，并命内阁将康熙年间办理海洋事务的成案，汇编成《海洋事宜》，发给高其倬等筹议时参考。

高其倬、常赉、杨文乾等主要是讨论出洋民人的回归问题。

九月，折奏民人留住外洋情况：过去出洋一只船，船户只报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实际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多数人都不回归，因此侨居爪哇的有万余人或几万人，留住菲律宾的有几千人。

他们认为留居问题的解决，首要的是禁止人民再偷流出国，所以开洋禁着重考虑如何使出洋的人员按时归来。

他们建议采取两项办法，一是外出者交具保结，凡出洋的船主、水手、商人都要由族邻保甲出具保单，再用同业三船连环互保，手续齐全，地方官发给出洋执照，同时登记外出者姓名、年龄、面貌，注明指纹，到出洋时由有关官员检验，回归时同样查核，如有去多回少情事，先将船户人等严行治罪，再将留住之人家属严刑追比。

另一项是指定出洋地点，为了避免徇情隐瞒的弊端，出洋船只不许在所在地出口，一律到指定地点检核出洋，福建集中在厦门，广东则于虎门，若在其他口岸出海，照私雍正帝半身西服像越之例治罪。

雍正认为第二条办法好，第一条言之有理，但不便于实行。

更不同的是他不赞成高其倬等人的基本精神，高其倬等人的目的是让出洋之人一定回来，雍正则顾虑的是久离乡井之人回来后，是否会，影响地安治安。

次年正月，高其倬、常赉、杨文乾三人会奏，坚持上年原议，对此，雍正甚为不满，说他们胶执谬见，“唯恐内地人外出，设为种种严切科条，殊属可笑，朕实不解”

。

又说久留于外洋的人，“忽复内返，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结，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

。

又针对杨等严密的保结条文说，大海茫茫，失风漂没是常有的事，追比其家属，有这个道理吗?雍正的办法是规定出洋期限，对于逾期不归的人，就认为他是甘心流落外方，不值得怜悯，不许再回国，这样就使那些想回来的人不敢滞留于外了。

雍正是把外出者的按期归来与逾限归来两个问题综合考虑，不像高其倬等人主要考虑前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