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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弛海禁（第2页）

他的宗旨是保障社会秩序稳定，而对民人的归国与否则不太感兴趣。

经过闽、粤督抚和廷臣、雍正的反复磋商，于雍正六年（1728）十月制定闽粤民人出洋贸易规定：船只出口，按规定期限进行，出口商船务于每年四月提出申请，进口商船于九月造报，入口商船如因在外洋商务未清，未能按期进口，准于来年六七月进港，若遭风漂泊他处，取该地方官印结，随时可以返回，若故意迟延，绚私捏报，则行究处。

每商船携带食米，去暹罗的大商船限三百石，中商船二百石；去爪哇的大商船二百五十石，中商船二百石；去菲律宾的大船二百石，中商船一百石。

如若多带，按接济外洋例论罪。

各商船所需用的钉、棕、麻等物，许可酌量携带，但要登记清楚，以便查验。

其他方面，如出洋取结，指定港口等都没有变动。

高其倬等筹议之时，即在雍正五年（1727），就在福建宣布开放洋禁，允许民人往南洋贸易，同时公布了他们拟议中的出洋条规，依照实行。

在高其倬开福建洋禁奏议获准之后的一个月，当时担任广东布政使的常赉也奏请广东与福建一体开禁。

他说广东也是田少人多，沿海居民借开洋生业的人不可胜数，比福建更需要开禁，以便弥补“耕耘之不足”

。

对此，雍正也允其奏，正逢广东巡抚杨文乾奉命赴福建清查仓库，雍正遂命他与高其倬会同筹商开洋事务。

洋禁初开之时，雍正坚决执行拟定规则。

雍正五年（1727）夏天，高其倬发出允许出洋贸易的通告，到十一月，船户和商人报告：水手手皮粗厚，罗纹不明，难以取得印结；每船总有数十人，难免临开船时有人死亡，则需另雇，一时保结不易办妥；船上客人有的是远州别府的，仓促赶来，到本地取结，耽误时日。

但是风汛不等人，过了初春就不能出洋，因此请求在保结方面加以变通。

高其倬回答说，通告已发布数月之久，船户与商人不积极办理手续，到临行的时候，“欲以误期误货胁制”

政府，断难实行通融。

并以此态度向雍正奏报。

这时商人因造船、办货投入本钱较大，若因风汛之期不能出洋，必有损失，水手人等将失去生活之道，若没有开洋之说，他们没有指望，现若不能按时出洋，则会产生抱怨，发生民变。

高其倬上奏折，说得很强硬，心里也有担心。

常赉也是这样，他于雍正六年（1728）正月奏报各商船货俱集，而原借地方官印结未到不能出洋的情况。

雍正在高其倬奏折上批道：“坚持不移甚善。

鲁论云民无信不立，凡百处悉宜如是，无可疑者。

当此创始之际，稍若游移将就，向后法不行矣。

误货误期，皆伊等自误，与人何涉!”

对常赉的折子更有指责意味，说：“误亦系彼自误，与汝等何涉?”

雍正之意是立法必行，对不遵守的采取强压手段，不怕出乱子，不因多人的不遵守或反对而随便更改。

雍正五年冬至六年秋，从厦门出口的福建洋船共二十一只，到七月以前返回的十二只，载回大米一万一千多石，还有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物，同时带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其中有的人已在外居住十七八年，在那里种田、种园、卖茶，在家乡多有妻子，高其倬让他们回籍安插，并向雍正报告，“此等留住外国之人，实因往彼贸易、种田谋生”

。

雍正批准高其倬对他们的安置，同时指示“毋即信以为然，宁可再加察访，在外如许年岁，一旦复回，安保毫无情故，饬令属员徐徐设法访问，务悉其底里”

。

从制定开洋条规到检查出洋情况，雍正处处以保证国内治安为念。

在废弛海禁问题上，雍正先以怕留居海外的民人归来怀有异心，策动反叛，成为顽固的主禁派，尔后，鉴于闽粤民人生活困窘，社会动**，为取宁谧，转而赞成开洋，企图消弭不安定因素。

但对长期留住外洋民人的回归仍有戒心，与臣下往复计议，谋求善策。

由此可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雍正，考虑任何政策，都是围绕维护清廷的长远统治进行的，为此，他没有成见，可以适应环境，调整统治政策。

雍正开放洋禁，使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复康熙末年被剥夺的谋生手段，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但他的限制人民出洋的种种规定，是落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