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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想纯正,“真”
是讲解真切,符合儒家圣贤的原意。
他的这个要求,针对科场文风而发,他感到当时“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
。
要求考官衡文,“支蔓浮夸之言,当所屏去”
。
以科举衡文制约文风。
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考“四书”
,是以他的注释为标准,雍正重“四书”
文,要求士子按照朱注观点,发表议论。
但是科举早已成为人们入仕的敲门砖,以“四书”
为内容的八股文已经不可能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文体了。
沈近思上疏说,“近来士子惟知习学时文(“四书”
文),以为梯荣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
。
虽然这是早已存在问题,但是它的严重程度加剧与雍正的提倡有很大关系。
后来乾隆也如其父以经义取士,敕命学士方苞选辑了《钦定四书文》,颁布为标准。
经过了两代皇帝的倡导,于是士子“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
,把通晓经典和古今之变的看作“杂学”
,写作诗古文辞的目为“杂作”
,不精于“四书”
文的不被承认为有学问。
这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学风,把人束缚于“四书”
及朱注,不研究实际问题,不关心国计民生,使士人成为汲汲于个人私利而又没有真才实学的庸人。
雍正声称改变唐宋以来科举积弊,但是他对科举制本身不作任何变动,就不可能去触动它,以朱注为标准的八股文取土的传统不变,士人攻习章句就不可能振作有为,所以他的提倡“四书”
文,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
雍正提倡“四书”
文,是以儒家理学为正宗,这是继承了其父康熙遗政。
但在实践上,他对理学并不迷信,他用什么,根据需要来确定。
他要讲求孝道,就恢复顺治时乡会试二场从《孝经》出题的办法,舍弃了宋儒的性理著作,他说,“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悉备”
。
雍正
十一年(1733),福建学政杨炳条奏,认为《孝经》中可出的题目不多,要求在它之外,也从性理著述中选出一些题。
雍正予以回绝,他说,《孝经》是孔子的撰述,宋儒理学再好也是解释圣人著作的东西,两者不能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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