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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以还让士人留心理学,“盖欲其实体圣贤之德性,非徒记诵宋儒之文辞”
。
所以还是专从《孝经》出题。
不仅如此,国子监司业那布尔建议,把录取童生复试时用的“小学”
试题,改用《孝经》之题,雍正对此表示同意。
不过《孝经》确实分量小,可出之题不多,所以乾隆即位,乡会试二场的论题,就参用性理之书了。
但是雍正对程朱理学还是尊崇的,提倡的,他是把儒家鼻祖孔子的原著和宋儒的注释视为一体,在使用时有所侧重。
历来有统治思想,必然会有对抗思想的出现。
雍正四年(1726),因参劾田文镜而被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的谢济世,不以惩罚在身而有所顾忌,批注《大学》,被当权者雍正说为“毁谤程朱”
。
当时他究竟关于程朱写了些什么,没有记录,无法获知。
后来,他在乾隆初年出版经书注疏,批评朱注《论语》《中庸》“错误支离”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己意笺释释之”
。
他自己在《进学庸注疏疏》中,就指责他毁斥程朱一事辩解说:“盖以诽谤者因先儒之有疵,讽刺者特行文之失检也。”
他主张“发挥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张、朱”
“遵古本而不遵程朱”
。
他大胆攻诘程朱,不怕获罪。
这虽是乾隆初年的言论,联想雍正中可能会更盛。
雍正不允许他抨击程朱,又认为他是借题发挥,讥讪时政,因而加罚他在军营当苦差效力赎罪。
谢济世是在清代朱学地位提到高峰之后,早期反对它的一个代表,此后,不满意它的人增多,至乾隆后期,形成“宋儒语录,言不雅驯,又腾空说,其义虽有甚醇,学者罕诵习之”
的局面。
由此可见,雍正坚持的儒家及其理学,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甚得人心,他用它愚弄人民和训练忠实奴才,与社会的进步是背道而驰的。
科举是读书人的仕进之路,科举的做法实际上起着指导教育的作用。
雍正反对朋党,打击过科目人,但并非不要科目人,他不满意的只是科甲朋党,对于教育、科举、科甲出身的官僚相当重视,采取了许多优崇士人的措施:
增加科目和科次。
雍正即位后,下令于元年举办恩科会试,又考虑到入闱官员的子弟需照例回避,这个规矩不能破,还要不使他们向隅,决定另开回避卷,使他们得以应试。
雍正在即位恩诏中,要求府州县卫官员各举孝廉方正,暂给六品顶戴荣身,以备召用。
数月后,见没有官员推荐,于是再命各省督抚速遵前诏,“广询博访”
,属民中“果有行谊笃实,素为乡党所推者,即列名具奏”
。
次年根据浙江、直隶、福建、广西疆吏的荐举,各用二人为知县,年龄在五十五以上的用为知州。
这是清朝实行孝廉方正科的开始,此后新皇帝继位照例举行。
雍正三年(1725),命在八旗、汉军中推举孝友读书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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