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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宠臣（第7页）

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亦发感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张廷玉，汉人，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1672）出生，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雍正当政，就命他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为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管，太子太保，雍正三年（1725）署大学士，雍正四年（1726）晋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康熙实录总裁官，雍正六年（1728）转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雍正七年（1729）任军机大臣，加少保，雍正八年（1730）赐轻车都尉。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翰林院，十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公务繁忙。

据他自己说，雍正宣召不时，一日晋谒三次，习以为常。

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划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

。

及出内廷，至朝房及公署理事时，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百数十人。

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入紫禁城骑马，吏人随行汇报，处决事务。

傍晚回至府中，“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

。

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

由此可见，张廷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雍正所交给的各项事务之中。

张廷玉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是他的文字工作和草拟设立军机处规章制度。

雍正面谕廷臣，多有记不准确，以之发布，不能宣达御意。

雍正召见地方官员，往往命其回任给同省或路过地方官员转述旨意，这些人聆听时，或未听清，或有遗忘，传达得不合原意。

此等事又不便责怪朝臣和疆吏，雍正恒思加以解决。

就中也有例外，就是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

军机处规章，由张廷玉制定，军机处成为枢垣，影响清代历史，这是张廷玉的功绩。

但是在雍正的眼里，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

。

由此不难看出，雍正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

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宰执来做，不过是个书记长，这地位，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

因此，要评价张廷玉及雍正对他的重视，就必须注意到皇权高度集中下的大臣作用，就是由参与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体现的。

雍正重视张廷玉，后者接受主子的奖赏，都是按照对这个职务的使命的理解及执行的好坏来决定的。

张廷玉是很好地完成了他的职责的官吏。

雍正除给予张廷玉优厚的酬劳、爵禄之外，于雍正五年（1727）赐典铺一所，价值三万五千两。

这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连日来朕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

，可见雍正真把他视作股肱大臣。

雍正八年（1730）赏银二万两，张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

。

领赐勿谦。

当雍正身体不适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

。

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

雍正十一年（1733），命张廷玉回籍祭祖，行前一日赐玉如意，特谕“愿尔往来事事如意”

，同时赐物品及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六十四部，独赐张廷玉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