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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才识过人性刚脾急（第2页）

雍正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联系，以其之智，认识教和刑的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

雍正因熟于儒家典论，所以能熟练地应用它“敷政宁人”

，教育百官。

如在豫抚石文焯雍正二年（1724）二月的一份奏折上批道“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

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弘阔，志虑精白，不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

。

在此，雍正是用孔子的话教育属下改变积习，言行一致。

一次石文焯奏报严查白莲教一事，雍正批示“涓涓不塞，流为江河。

所以圣人谨于防微杜渐，若不除之于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视之，一者整齐风俗，洁清地方，二者抑邪扶正，消弥祸患于未形也”

。

山东巡抚岳溶折奏给予赴粤教种旱田的农人的旅费及家口安置情形，雍正要他从丰赡给，朱批中指示：“孟子云上农夫食九人，则是众口所赖者，唯此一夫，今离乡远出，所给银两办装可矣，养家之资或恐不敷耳”

。

雍正七年（1729）六月初四日，广西巡抚请安折得到的朱批是“朕躬甚安，今岁愈觉健壮，此皆蒙我皇考圣灵佑庇之所致。

诗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朕三复斯言，增感曷已”

。

经学、史学是相联系的，雍正不仅洞悉经学也很谙熟历史，当政期间，能吸取前代经验，改善和加强他的统治。

清朝以前，对历代帝王的崇祀，只及开创之君二十一人，从祀的功臣也只有三十九人。

雍正认为那些虽非创业的君臣，也有统治经验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他说：

三代以上，若夏启之能敬承，殷之太甲、太戊、武丁，周之成王、康王、宣王，颂美诗书，光耀史牒。

三代以下，英君哲后，或继世而生，则德教累洽，或间世而出，则谟烈崇光，胥能致海宇之乂安，跻斯民于康阜，嘉言传于信史，善政式为良规。

至凡蒙业守成之主，即或运会各殊，屯亨不一，苟无闻于失德，咸帝命所宠绥。

至于历代名臣，“亦皆川岳钟灵，为时辅佐，功在社稷，德协股肱，比诸从龙之彦，何多让焉”

。

因此，增祀守成的帝王一百四十三人，功臣四十人，并作《历代帝王庙碑文》，以记其事。

魏征谏唐太宗，上“十思疏”

，希望君上知足自戒，止兴作以安民，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去谗邪，慎刑法。

雍正认为魏征君臣论治，需要吸取，亲书“十思疏”

，置于屏风，朝夕观览，又亲书多幅，颁赐予田文镜等宠臣，以便君臣互勉共励。

除此之外，他借评论历史人物、事件、制度，以训诲臣下之处尚多。

如赐户部“九式经邦”

匾额，赐文以周制要求户部忠于职守“《周礼》以九式之法均节国之财用，职綦重焉，尚其平准出纳，阜成兆民，毋旷乃守”

。

雍正才是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