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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书述作（第5页）

，作论：“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

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人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犹可违也。

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這乎。”

在这里他发挥了他的天人感应论见解。

他用这本书阐发他的儒家的政治观点，因此乾隆读了该书，知其父的“圣心圣学实于尧舜孔子同揆，而汲汲于是编，则专以启迪我后人，示之标准也”

。

这本书在雍正生前没有印刷，于乾隆元年才得以问世。

雍正四年（1726），雍正把他在藩邸时编辑的《悦心集》刊刻出版。

该书共四卷，收录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僧道及一般文士的著述，或一文，或语录，或一诗一词，录后有雍正对作者的介绍，别无评论，选编者的意思完全从选文中表现出来。

卷一收有陶潜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及刘禹锡《陋室铭》、黄洽《五不欺》、林逋《省心录》、邵雍《为善吟》、释令遵《法语》，卷二选有欧阳修《归田录》、朱熹《敬恕斋铭》，卷三辑入唐寅《一世歌》《花下酌酒歌》及陈继儒《警世通言》，卷四录有赵灿英《安命歌》、冯其源《题布袋和尚》及无名氏《醒世歌》《知足歌》，等等。

这些内容，无非是劝人乐天知命，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自得其乐，充满释老的观念。

雍正以搞这样的闲书，说明他皇子时追求清静无为，醉心做一闲人，掩盖他参与争夺储位的事实。

这也是他在雍正四年把它出版的原因之一。

雍正十二年（1734），赐予直隶总督李卫一部书，并告诉他“公务余暇，时一展对，颇可悦目清心。

朕及卿辈翻阅此书，大似山僧野客观览朝报而谈时政，殊为越分妄想，每一思之不禁失笑”

。

李卫阅后，奏言由此知“皇上龙潜藩邸，随境而安，淡泊宁静”

。

李卫又说：“伏读集中，如黄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沽名，邵雍之勉为善，司马光之劝知足，皆古来名臣大儒以忠君爱国之心，抒乐天知命之致。

其他单词片语，无非去妄止贪。

不同晋人清谈，惟夸旷怀逸志，实为觉世名言，修身至宝。

皇上以之涵养圣心，即以之教训臣下，使气质化于和平，性情归于恬淡”

。

雍正八年（1730），雍正和允祉等人为了追记先父康熙对他们众兄弟的教诲，得二百四十六条，成《庭训格言》一书，雍正亲自为书作序文，说可从这些语录见其父对“天、祖之精诚，侍养两宫之纯孝，主敬存诚之奥义，任人敷政之宏猷，慎刑重谷之深仁”

。

雍正是以追念父祖之圣德，教导兄弟子孙如何处世。

这本书所说的康熙语录，既是雍正追忆，很难准确，肯定含有雍正的思想成分，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雍正思想的资料。

《御选语录》和《拣魔辨异录》:

这是雍正编辑的关于佛学的两本书，都成书于雍正十一年（1733）。

雍正青年时代就研究佛学，也以精通佛学自居，他为贯彻他的宗教思想，控制佛教，参加当时释子内部的教义之争，编辑两本书，把禅宗、净土宗名僧和道士紫阳真人的语录选集成《御选语录》，全书十九卷，第十二卷是他的语录，即《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圆明百问》。

他为该书作了《御制总序》和《御制后序》，说明他学习佛学的过程和出书的目的。

书中每一卷的开首，又有他作的小序。

如果说《御选语录》是正面讲道理，《拣魔辨异录》则是批驳性的。

他认为明末禅僧汉月藏、谭吉忍师徒的《五宗原》《五宗救》背离了佛家宗旨，是邪说，由于它得人信仰，有使禅宗陷入魔道的危险，乃与它作斗争，摘出汉月藏师徒语录八十余条，逐一辨难，因名《拣魔辨异录》。

此外，雍正还有一些朱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九包，总计四百二十七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雍正用朱笔所写，少量系由他人墨书，雍正阅时作了个别文字改动。

墨书者多收入《上谕内阁》等书，而大部朱书的则未见公布，颇有阅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