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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延续（第3页）

乾隆皇帝对这个问题再三考虑，决定：

耗羡在下，则州县所入既丰，可以任意挥霍；上司养廉无出，可以收纳馈遗；至于假公以济私，上行而下效，又不待言矣。

则向日朕所闻者，未必不出于愿耗羡之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

传曰：法作于凉，其弊犹贪；法作于贪，弊将若之何?朕日以廉洁训勉臣工，今若轻更见行之例，不且导之使贪，重负我皇考惠民课吏之盛心乎?此事当从众议，仍由旧章。

由此可见，乾隆完全改变了态度，继续实行耗羡提解与养廉银制度。

他如对升府州一事，把少数雍正年间提格的府、直隶州降为直隶州和州县，但大多数未作变动。

雍正末年的苗疆之乱，乾隆亲自参与其事，即位后虽然指斥改土归流，但是又继续平定叛乱，维持了改土归流的成果，这也表明他在事实上是同意改流政策的。

还有的制度，为乾隆所取消，以后又恢复了。

如乾隆即位，以西北两路用兵事毕，撤销军机处，将其应办事务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

迨至谅阴期满，取消总理事务王大臣，又以“西北两路军需尚未全竣，且朕日理万机，亦间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须就近承办”

，于是恢复军机处，命鄂尔泰、张廷玉、纳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人为军机大臣。

乾隆改变了其父的一些政策，究其原因，是前朝政策确有调整的必要，如报垦荒变成了加赋，自然引起纳税人的不满。

又如对不法绅衿严行管束虽是正确的，但这些人又是政府的基本支持者，关系搞得太紧张与统治不利。

再如讲祯祥，崇佛教，纯系雍正败政。

乾隆为纠正父偏，弥补其父的缺失，作一些改变，起到为雍正政治补苴的作用。

再从形势看，放宽对政敌的惩处，历来是继承人的事情。

在本朝认为很严重，有的也实在严重，但过了一个时期，时过境迁，已失去其在政治生活中的现实意义，事情也就不那么严重了，就可以部分更改结论了。

如雍正给鳌拜赐封号，这在康熙朝是不可能的。

多尔衮死后被黜宗籍，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于数年后请复其封号，顺治不允许，还把建言人流放到宁古塔。

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为多尔衮恢复封号，配享太庙。

以是观之，乾隆将允稷、允糖及他们的子孙复入宗籍，毫不足怪。

乾隆变异其父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有一股反对故君政策的势力，反映到乾隆的头脑中，正如他自己说的，听了那些谋求私利的人的话，而他之所以听得悦耳，乃是自家上台，要立权威，故意与其父唱点反调，以便得到某些人的支持。

这种情景，朝鲜使者有所洞察和评论。

他们说乾隆“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

。

“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

。

又说乾隆“政令皆出要誉”

。

乾隆确实有博取宽仁之名，捞取政治资本的毛病。

当时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歌颂乾隆初政，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应当看到，乾隆改变雍正的一些政策同时，保留了其父创行的主要制度，即改土归流，奏折制和军机处、摊丁入粮、火耗提解与养廉银等制度，这些也正是雍正的基本政策和功业的所在，它们得以维持下来，说明乾隆政治与雍正政治有继承性、一贯性。

由此可见，雍正政治的出现绝非偶然，他适合了时代的需要，是清朝统治得以延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