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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延续（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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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次政治斗争及与其有关的文字狱，乾隆做了一些改正处理。

即位的次月，指斥允褪之子弘春“伊父获罪监禁，伊反以为喜”

。

弘春时为贝子，曾被雍正封为泰郡王。

雍正囚禁允祉嗣子弘晟，封其弟弘曝为贝子，乾隆指责弘曝“亦以监禁伊兄为快”

。

十月，命九卿议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回归宗室问题，诸臣旋议旋改，莫衷一是，给事中永泰等遂参劾九卿不实心任事，乾隆看得明白，此事关系重大，廷臣难以定议，便乾纲独断，将阿、塞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即承认他们为宗室，给予疏远皇族的待遇。

至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下令恢复阿、塞的原名，允许归还宗籍。

允裸集团成员阿灵阿墓前的罪碑，乾隆于元年十月令除去，其本支原罚入包衣佐领，也令复入本旗本支。

对年羹尧、隆科多两案中的人员，亦予以宽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允许起复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文武官员，只是酌量降级使用。

乾隆元年（1736）三月，以汪景祺作《读书堂西征随笔》是在出游秦中，与其在浙江故里的族属无关，令将其流放宁古塔的兄弟、侄子放回原籍，又以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子侄拘禁配所将近十年，也令释放回籍。

对雍正宣布宽免的曾静、张熙，乾隆说不能曲宥，尽管雍正说过子孙不得以曾静反对他再加处分，乾隆还是把他们凌迟处死。

对其他文字之祸，接受监察御史曹一士的建议，进行复查。

曹一士的《请查察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的奏疏，对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作了生动的揭露：

比年以来，闾巷细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憨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私书，指摘章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鞠，或致连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甚可悯也。

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一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罪逆，敢于明布篇章。

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诘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

他说得很痛快，很大胆。

他同时要求检查从前各案有无冤抑，以后有妄举悖逆的，即反坐以所告之罪。

乾隆元年（1736）二月，乾隆接受了他的建议。

乾隆如此大张旗鼓变更其父政事，引起很大的反响，一种是表示欢迎，所谓“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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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与此截然相反，极力反对。

署理四川巡抚王士俊密奏，谓“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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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傅鼐亦有相同的看法。

乾隆搞翻案但不许别人说，见王士俊奏折大为恼怒，命将他斩监候，秋后处决。

对诸王大臣九卿没有及时参奏他，表示不满。

乾隆即位之初的政策，引起一场小的风波，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其父的政治主张。

然而乾隆也不是尽反其父之所为，雍正的有些政策、措施，一无疑议地继承了，如奏折、秘密建储、摊丁入粮等制度。

有的先予责难，然经过讨论，最后还是照旧实行。

如对耗羡归公本不以为然，于乾隆七年（1742）会试时，以此策问贡士，又命九卿翰林科道及督抚等官各抒己见。

大学士等复奏，认为耗羡提解是不可改易的办法，他们说：

耗羡归公法制尽善，不可复行更张，众议佥同，其间有一二异议者，皆系不揣事势，不量出入，但执偏见，断难施行之论。

伏思耗羡一项由来已久，弊窦渐生，世宗宪皇帝俯允臣工所请，定火耗归公之例，将州县一切陋习皆为革除，惟将各该省旧存火耗提解司库，为各官养廉及地方公事之用，从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而小民无重耗之累，盖以天下之财为天下之用，于国家毫无所私，诚为法良意美，可以久远遵行，应勿庸轻改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