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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时代（第2页）

第二，封建吏治的痼疾及其不可改变性。

捐粟拜爵，秦汉已兴，历代相沿，然至明朝始定出捐纳事例，到清代则盛行起来。

康熙十三年（1674），以对吴三桂用兵的军费需要，始开捐纳之门。

以后清朝政府屡以用兵开捐，乾隆以后，捐官、捐监，已成为清朝政府一项固定收入。

捐纳，使有钱的人通过捐银、捐米得到官职，在职官吏可以升迁，降职、革职官吏可以恢复原职，所以它是一种卖官制度，是一种败制。

封建科举制度，沿袭到清代，百弊丛生。

康熙再次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科举用八股文，从“四书五经”

命题，这是用僵死的官僚式文体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腐朽的理学之内，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庸才和奴才。

加之科考舞弊已不可救药，有真才实学者往往不能中式。

入仕者本以科举为敲门砖，从政后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败坏吏治。

科举的这些弊病，明代已经如此，清朝死守不变，到了灭亡前夕才被迫将它废除，可见满清政府态度的顽固了。

衡量吏治的好坏，官吏的清廉与否是一种重要的标志。

康熙时有一些所谓清官，如张伯行、赵申乔诸人，其实他们并非一尘不染，只是少征耗羡。

其时官贪吏蚀，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吏治相当败坏。

耗羡提解，变私收为官征，遏制官吏的狂征滥敛，但是私征是不合法的加派，官收虽减少了数量，仍然是加派，并且使它成为合法的。

火耗提解限制官吏贪赃只能行于一时，后来贪污不可遏制，在耗羡之外再增耗羡，形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恶浊局面。

这种现实说明雍正的挽救政策只能有暂时的一定程度的效果，更严重的是官吏的营私舞弊，竟有利用雍正比较得人心的政策的，如在奖励垦荒中虚报顷亩，进行增赋，以此捞取政治资本。

好政策则被贪官用去办坏事，这种官僚制度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境地啊!

第三，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国统一的封建主义皇权，自秦始皇奠定基础，以后逐渐强化，至雍正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初沿明之旧，实行内阁制度，但内阁制在其明中叶的极盛时代，大学士也没有任免官吏的权力，无法达到往昔宰相地位，况且清初别有八旗贵族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协助皇帝决定军国重事，分散了内阁的权力，同时也侵夺了皇权。

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用亲信文人参议政事，以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皇权。

雍正统治时期则创立军机处，向军机大臣面授旨意，由他们草拟成正式文件，发给有关衙门和官吏。

雍黄玉佛手花插正还把康熙朝已出现的密折制度化，令官员用奏折报告政见、建议、施政情况和私人事务，他以朱批的形式给以指示，这样进行的政治，是皇帝意志的体现。

雍正通过密折制和军机处总领天下庶务，等于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权，内阁的批答权，进一步削弱了“相权”

。

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后再没有发展了。

这种皇权的加强是在明末清初先进思想家猛烈抨击君主独裁之后出现的，更应引起注意。

康熙初，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痛斥君主已成为天下之大害，他说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

“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

，社会不得安宁就是因为有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