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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时代（第3页）

黄宗羲对君主制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论、君主制的核心君为臣纲、君主制的法制“一家之法”

，都做了一些批评，他特别提出限制君权的某些设想，主张提高相权，广泛吸收士人参加政治活动。

与黄宗羲同时，唐甄著《潜书》，也把矛头指向集权的君主，宣扬“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

他们揭露了君主专制的黑暗与罪恶，主张削弱皇权，改善专制统治。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

但是康熙、雍正置社会舆论于不顾，沿着加强皇权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达到封建专制统治的顶峰。

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统一、政治清明不无某种意义，但是它维护衰落中的封建制度，强化对人民的统治，扼杀新生事物的反动作用，则是主要的。

第四，顽固阻挠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初持续着，康熙中期起出现发展的趋势，在太湖地区的丝棉织业，云南铜冶业，景德镇制磁业，江宁、广州的丝织业，川、陕，鄂三省山区的冶铁业、造纸业，苏州的小五金行业、制烛业，都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其中以苏松的丝棉织业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

在这里，“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

。

机户备置机器和原料，是初期资产者；机匠受雇于机户，领取工钱，是被剥削的生产者，双方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

康熙年间，苏州出现大包买商，开设账房，拥有大量的资金、原料和织机，“散放经丝，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

。

在染踹业中，布商将布匹交踹坊压光，踹坊由包头开设，踹匠按件领取工钱。

包买商将资本投入纺织业的生产过程中，是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包买商本身就成为初期资产者。

苏松纺织业从业人员很多，康熙年间苏州的踹匠万余人，雍正中约有两万人，这是有相当规模的行业了。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新的社会因素向封建的大一统挑战：它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雇佣关系冲击封建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以较多的商品刺激地主，促进它的转化，使之一部分向经营地主发展，一部分变为更腐朽的城居地主；它同官府矛盾，反对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它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冲击封建的自然经济，一句话，它冲击和分解着封建制度。

清朝政府阻挠、破坏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租重，吸引着商业资本，“以末起家，以本守之”

，依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经商致富者大多购置土地，而成为包买商的还是少数。

地租重，农民购买力极低，使手工作坊的生产品市场不易扩大，自然经济不易打破，手工作坊的生产难于迅速发展。

清政府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所起的作用同样恶劣。

雍正不止一次讲“四民士为首，农次之，工商为下”

。

这是封建统治者传统的观念和政策，并没有新的内容，但这种重申，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情况下，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清政府采取了许多重农抑商的措施，它禁止开矿，因为矿冶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来自四方的人聚居一处，政府又担心工匠闹事，更怕厂矿倒闭，工匠成为游民，破坏它的社会秩序，雍正坚持实行禁止开矿政策，所反复讲解的就是这些理由。

清代采铜业是冶炼业中唯一得到官方允许发展的行业，这是因为铸造制钱需用铜做原料的原因。

所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即在云南开发铜矿，雍正对此也网开一面，允许商民开采。

但是清政府又与商人争利，在铜冶业中实行“官督商办”

政策，商人生产的铜满足政府需要，剩余的才能自行出卖；它又实行“预发工本，收买余铜”

的办法，低价强买铜斤，往往造成场商的赔本，使得铜业生产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