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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起义（第3页）

雍正命将兴王政革职拿问，同时严惩闹事兵士，指示“至该营兵丁等果有被屈情由，理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何得倡率喧哗，目无法纪”

。

著严提究审，“将为首者按律治罪，其愿退名粮者，具著革退兵丁，押回本籍，令该县严加管束，不许复生事端，倘再有过犯，从重惩治”

。

雍正不仅重视民变、工变，而且还极力反对民间秘密结社。

人民为了反抗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往往通过秘密结社，进行思想动员，组织起来，当条件成熟时，拉起队伍，打出旗号，进行武装反抗斗争。

清朝以前的有些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发生的。

秘密宗教，一般都有连续性，一次起义失败了，后来者换个名称，或者还用旧名，继续利用它从事组织活动。

雍正统治时期，民间有许多秘密宗教，继前朝遗绪，活动不断。

它们的名目很多，叫作清净教、无为教、白莲教、罗门教、悟真教，三元会、祖师教，等等。

活动地区广泛，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诸省都有它们的组织，其中冀、鲁、豫三省尤为活跃。

活动方式隐蔽，夜间聚会，教首演说，信徒烧香求福，白昼即行散去，其首领解说内容，或预言天灾、瘟疫要流行，指导教友消灾去难的方法；或言人之生老病死，为人治病除祟；或言天命，如何争取幸福世道的来临。

会中有纪律，徒众交香钱。

会众有组织，教首设立名号，给教徒封号符札。

雍正对秘密宗教的活动十分痛恨，非禁绝而后快。

他当政后，便向各地疆吏布置缉破秘密结社的任务和方法。

元年春，命石文焯为河南巡抚，陛辞时要他秘密清除白莲教。

雍正二年（1724），谕告湖广总督杨宗仁楚省秘密教徒不少，要“饬行所属各员密访渠魁，严拿究惩，化导协从，去邪返正”

。

“但须密加侦伺，设法缉擒”

“切戒无知属员急遽声扬，扰民骇众，致生事端，则非徒无益而有害也。

慎之，密之”

。

同年，因江西“颇有邪教”

，要求该省官员“密访为首之人，严加惩治”

。

又在浙抚黄淑琳奏折上告知该省“颇尚邪教”

“若不早绝根株，俾致滋蔓，则大费减除矣”

。

黄淑琳随后奏报没有为教活动情况，雍正于是批示：“此当徐徐而行之事，非急务也，但须时刻留心，不可日久而怠”

。

又给江南总督察弼纳、镇海将军署江苏巡抚何天培朱谕：“闻江南颇有邪教，妄立名号，惑诱愚氓”

，要他们将“为首之人严拿治罪，有能去邪归正者概予从宽，出首者量加奖赏”

。

从这些朱批、朱谕中，可以看出，雍正对待秘密结社的方针，一是高度重视，把它看作是隐患，不因其势未成，其变未作而忽视；二是秘密进行，以密对密，不动声色，企图抓住首领，一网打尽；三是稳妥，不要急躁图成，因秘密结社不是一朝之事，也非一日能根除的，所以要讲求方法，稳步瓦解它。

雍正在后来的几年实践中，更加知道破坏秘密结社的困难，并想出打入其内部进行破坏的毒辣方法。

雍正五年（1727），他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示“此等邪党，率皆诡寄深藏，惟彼同类之人，声应气求，原无彰明较著形迹，猝难发摘”

。

因而指示“非深入其教者断不能窥测底里，访察愈严则闭藏愈固，不但地方大吏莫能施为，便州县有司亦无从探其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