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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人力资本和更基本的价值（第1页）

第四节人力资本和更基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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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不时涉及“人力资本”

一词，实际上这个术语总的来说有些使人误解，特别是在我们想强调的某个问题上。

其实这关系到人类生活质量的内在重要性——不是仅仅把它看成促进经济增长和获取成功的工具。

在所谓的“人力资本”

（如，教育、技术、健康等）和有形资本间确实存在着不对称，前者的内容有不依附于设备的自身价值（除了生产中的工具性价值外）。

也就是说，如果某件设备对提高生产毫无用处，却仍重视它的存在是相当怪异的事，然而，即使对提高商品的生产毫无帮助，人们仍重视受教育或身体健康。

人力资本构成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能够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被重视——超过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工具性价值之外的原因。

诚然，成为"人力资本的组成成分"不是个人渴望的最大成就。

分辨人类能力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间的区别，对认清目标和手段有一定的意义，这是合理配置资源的核心问题，然而对这种二分法我们不用考虑太多。

重要的是要记住：（1）健康、教育和其他高品质生活条件有其自身价值（不仅是作为与商品生产相称的“人力资本”

）;（2）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非常有助于促进商品生产；（3）它们还有其他的重要个人和社会作用。

如果承认有其他——更直接的——对人类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回报，使用"人力资本"一词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了。

尽管人类的能力有内在的和工具性的价值，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必须被看成仅具有工具性价值。

经济的成功增长最终必须由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决定——我们能享受的基本生活条件和能拥有的自由。

总之，经济成功不能与促进人类能力和增加福利和自由的“目标”

割裂开来。

经济学传统上以人均GNP的增长或人均GNP的修正值来判断成功与否。

只要记得实际收入和商品的单纯工具性作用——不混淆内在的重要性和工具性的效能，这种方法就没什么坏处。

在此环境下，可以看到人均实际收入的变动有力地解释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识字率和有关的福利指标中的变动。

例如，阿南德（Anand）和拉瓦利恩（Ravallion）发现，期望寿命与假定

最高寿命值80岁的差额比例相对人均GNP的对数回归，人均预期寿命接近一半的变动归因于人均GNP的变动。

毫无疑问，更高的实际收入能实现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可能，而这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无法获得。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更高的人均GNP对人均预期寿命的主要作用似乎是通过公共政策的积极参与实现的。

阿南德和拉瓦利恩（1993）也指出，当他们把平均寿命与人均公共医疗花费、贫困线下的人们（根据人均花费划分）占总人数的比例、人均GNP相联系，值得注意的人均GNP和平均寿命间的绝对关联性完全消失了。

这不是说GNP对提高寿命没有作用，当然，我们会发现能提高寿命的人均GNP大多是通过更高的公共花费（特别是在医疗保健上）和减少贫困人口比例实现的。

阿南德一拉瓦利恩的发现不否认“由于增长而实现的”

进步的有效性，只是认为要从它与公共设施和消除贫困的关系来评价增长的作用。

这说明了经济发展、明智的政府行为以及为社会中的个人增加社会和经济机会这三者之间的重要相互关系。

这种相互关系在印度经济转型中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