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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的西南联大（第1页）

烽火中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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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时临时组建的学校，西南联大没有选举校长，而是采用常委制，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轮流当值。

其中，张伯苓年龄最大、资历最老，他深知联大体制是一个混合物，而不是化合物，既联合又独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事宜，言失事缺，某方面顾及不周，就有可能出现差错、误会甚至矛盾，最后导致三人共同管理但谁也不肯出面承担责任的乱局，也就是中国俗话说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

的尴尬局面。

鉴于此情，张伯苓就将联大管理权全部交付给蒋梦麟和梅贻琦二人，自己则留在重庆管理南开中学，偶尔来一次联大，也属于视察、慰问的性质。

张伯苓本是好意，没想到却因此造成西南联大三校合作并不愉快的流言。

为了消除误会和隔阂，张伯苓特地来到昆明，召集联大师生发表讲话。

据当时的学生彭令占回忆：学校有时举行朝会，大家清晨听到铃声都要去参加。

有一天，我去参加朝会，主席是梅校委，他的旁边站着一位又高又大的大汉，穿了一件大褂，还戴着一副墨晶眼镜，有同学悄声说，他就是南开的张伯苓校长。

梅校长讲完，便介绍张校长给大家见面，张校长一口浓重的北方话，说自己“是搞体育的，在运动场上，以裁判最有权威，裁判凭以计算时间的，是他袋中的表。

我是南开的校长，我已经将袋中的表交给梅校委，他就是我的代表，大家要听他的话，有人说联大的负责人不能合作，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

随后张校长又说“左边站的梅先生是他的学生，右边站的蒋先生是他的朋友，他身为常务委员虽然不常在昆明，但是有他的学生和朋友在昆明，他就安心了”

。

张伯苓这番话，让人想到抗战初期他与蒋梦麟在长沙四十九标营房就是否适合学生居住而产生的争论，这段令双方不愉快的旧事虽然很快平息，但张伯苓在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以老资格与两位年轻校长共同处理校中具体事务。

所以，自那以后，张伯苓对于联大事务很少过问，如果有涉及到南开本校的事物，也交给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代办。

因为这些或明或暗的原因，所以外界才开始有了蒋梦麟、张伯苓两位校长失和，且已不能合作的传闻散布。

张伯苓是一位耿直的君子，此次借联大朝会，以幽默的语言公开表态，在驱散流言的同时，也对梅贻琦寄予了高度信任和厚望。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伯苓此次抬举梅贻琦，并非对蒋梦麟的不信任或故意压制。

实际情形是，蒋梦麟此时也已经长期留在重庆，代表学校向中央政府接洽一切，同时兼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西南联大的校务实际只有梅贻琦一人主持。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建而出，其中清华的人力和财力都位居三校之首，师生在校内具有强势地位，作为清华校长兼顾常委会主席的梅贻琦，在竭力维持校内各阶层人事平衡的同时，最忌讳也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清华在领导层人数一家独大，或渐渐演变成一家独强甚而独霸，成为联大分裂的导火索。

1941年秋，被敌机炸毁的校舍得以修复，新学期刚一开始，总务长郑天挺与教务长樊际昌因为想专心研究学问，相继向梅贻琦请辞。

但是，如果按照人员更换制度，常委会主席、总务长和教务长的要职将全部由清华职员担任，这势必会打破西南联大的平衡。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梅贻琦与联大有名望的教授交换了意见，他在日记中写道：“11月13日，五点半召开了常委会，通过了改聘周枚荪为教务长，杨石先暂代；沈茀斋为总务长的决定。”

周枚荪是北大的周炳琳，沈茀斋即清华的沈履，杨石先则是南开教授阵营中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