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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危岁月（第1页）

艰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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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就在西南联大师生为了民族气节，苦苦支撑的时候，有一批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却出于各种目的，甘愿为日本人或伪政权效犬马之劳。

比如清华外语系日语教授钱韬孙，在平津教育界师生陆续向西南撤退的时候，钱韬孙就留在北平，并且迫不及待地与日本人合作，打算开办所谓的“华北大学”

。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许多，随着汪伪南京政府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组织相继成立，部分失意政客纷纷来投，教育文化界一批文人与专家学者，在各种利益**下纷纷“下水”

，成为汪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

治下的汉奸分子。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通过汉奸傀儡政府发布所谓的“新教育方针”

，比如在华北就公布了九条所谓的“教育部训令”

，其中一条是：“过去国民政府所声明的教育，是以党化为方针、以排日为手段，以至惹起了今日的事变。

今后，对于党化排日教育要严加取缔。”

在日军与汉奸协作下，沦陷区的教育体制逐步日本化。

与此同时，日军与汉奸合作，利用中国各大学的校舍资产开办由日人、日语主导的专科以上学校，除了从日本招聘大学教师，更在中国国内物色“知日”

“亲日”

的大学教职人员，并使用已撤退、流亡的各大学名称如“中央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大学”

等，继续办学，借以实施奴化教育。

当时，钱稻孙就与日本人利用北京大学校址，成立了一个伪北京大学，他自己出任伪北大校长，清华化学系教授萨本铁出任伪北大化学系主任。

原北大教授周作人、燕京大学教授容庚等辈，置民族大义和胡适等友人的竭力劝阻于不顾，变节附逆投敌，成为伪北大的文学院长与教授等等。

这种卖国求荣的行为，让梅贻琦深感不齿，以至于在流亡西南边陲的清华校庆会上说出了这样的话：“其作奸附逆者，当亦有人，亦应给予相当之处置。”

这是对下水投敌的汉奸给以痛斥鞭挞，更是对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抗战大局中仍摇摆不定且预谋附逆的文人学者，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与警示，督促其尽快收手转身，回到抗战图存的轨道中来，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尽一份责任。

此前，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

很多高校青年教师与学生都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在各部队任翻译官，身处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是当仁不让，满怀一腔豪情热血，纷纷报名参军。

——此为西南联大第一次学生大规模、成建制从军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