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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或有两全法（第2页）

客观而言，教皇派的确也有人家的信仰自由，尽管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且不应强求千篇一律信他们之所信。

伽利略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只求将时间留给自己，而将其它留给时间。

此后，他在被软禁监视的情况下，奋力写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通过三个人物辩论正反两方观点，巧妙地让书中人物说了自己不能说的话，也让书中人物用问题揭露了禁止讨论的真相。

这本书在他去世前四年出版发行，直到今天仍在发售。

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与布鲁诺不同，伽利略既坚守了真理，又避免了火刑。

他的这一隐忍退让以图长远的两全法启示我们：热爱真理，不一定非得选择成为殉道者不可。

倘细加推敲，不难发现，伽利略“能忍则忍、当忍就忍”

的生存策略，便是一种变体的“能跑则跑、当跑就跑”

的生存智慧。

没错，跑，正是这样一种两全法：它看上去是一种示弱，是一种退让，实则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迂回，一种蓄势，既是一种灵活务实的自我保护策略，更是忍辱负重以期大业的生存智慧。

当然，这与人们常说的苟且偷生、临阵脱逃、投机取巧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二

古今多少事，功过后人评。

说及意大利的伽利略，难免让人想起中国的吴承恩。

生活在明代“文字狱”

盛行时代的他，创作《西游记》的真实意图，原本是通过讲述神佛鬼怪故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却不仅没被朝廷识破，最终还成为千古流传的四大经典名著之一。

老话说得好：身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

和伽利略一样，吴承恩既致力于探索真相，又能灵活机变，不失为“不负如来不负卿”

的两全法。

事实正是如此，或许是基于伽利略对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对于他违心签署认罪供词的做法，世人宁愿选择理解甚至加以赞美。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

纵观历史，通过忍辱负重翻转命运的各色人等大有人在。

诸如周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刖刑（砍脚）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方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子被囚秦国作《说难》《孤愤》，等等。

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西汉太史令司马迁。

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的将领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被以“诬罔罪”

判处死刑。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与蝼蚁之死无异。

为了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撰写《史记》，补齐从鲁哀公以来因诸侯混战，导致史书丢散四百多年的断代史，司马迁毅然选择以腐刑赎身死。

因为当时死刑可赎买或改宫刑，司马迁因家贫无法赎罪，只能选择忍辱接受宫刑。

其后，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发愤著书，历时十三年，终于创作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试想，假如没有司马迁当年灵活机变忍辱负重的两全之道，世人便无从看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宏伟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