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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1（第1页）

何思娴的审计组决定对市检察院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后，再细化具体项目支出，并据此分析其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

只用了两天时间，检察院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初步审计就结束了，晚上在宾馆房间，何思娴召集审计组成员汇报审计情况。

“据实发放和按阳光福利政策发放的福利项目有较大的结余，这些结余转到一般行政事务管理和机关服务项下，再在这两个项下编制工资和福利发放表，金额为六十一万。”

该市零七年按照政策要求试行阳光工资，在基础工资的基础上，划定了奖金和福利发放标准，超过标准财政部门要按比例调控，“我们怀疑会不会是超标准变相发放，所以询问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负责人，解释说是这些人是事业编的司机，门卫等人员，工资归类理应在这两个项下，但财政拨款时为了简化手续，一并拨入行政运行项下。”

审计组员小邵说，“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机关服务、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侦查监督项下我们也认真审核了，发现均有招待费、车辆费和旅差费的列支，尽管财务处理时不记这些明细科目，但记账凭证下附的原始凭证却是餐饮、汽油、车修以及外地住宿和交通费用等支出发票或单据。

财务人员说这些都属于检察机关行使公务的真实支出。”

“如果把这些数据全部统计在相应明细项目下，就大大超过了市廉政办限额标准，”

行事审计处的组员管群芳说，“按规定，超标准列支的费用财政要处以一至两倍的调控，但不知道为什么，年终市廉政办与财政局在一起审核时没有对超标准列支的费用提出审核意见，也没有按规定调控。

为此我们询问财务科，对方回答，这是通过与市廉政办多次做工作，考虑检察机关的特殊性就追加了限额指标。”

“市廉政办有追加指标的书面批复吗？”

何思娴需要的是证据，不是被审计单位的解释。

“我们要求他们提供追加限额指标的文件依据，但对方回答，廉政办的人怕其他单位跟样，影响不好，就只是领导口头上同意，不然市财政局在集中支付审批时也不会支付。”

口头同意本身并不能作为追回指标的依据，是不是真的口头同意追加指标也是未知数。

通常这种情况下，本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人员一般不愿或不敢去找领导对质核实，认为这样做是不尊重领导，领导可能也会因此而对审计人员有偏见，甚至对审计局领导也有意见，因而被审计单位一说是根据党委或政府某领导的意思安排的资金支出，就信以为真，而不去核实取证，当作是可信的审计证据，甚至于这种证据不会形成书面材料，只是口头上汇报时点出来。

被审计单位正是抓住审计人员的这个弱点，在审计问到这方面的问题时，善于拿出“领导意思”

、“领导同意”

这个挡箭牌，为违法违规的收支找借口。

但这只是针对本级审计机关而言，省厅审计组没必要有这么多顾虑，而且不搞清楚，审计结果肯定就不真实。

审计经验还告诉何思娴，很多违规违法收支并不是领导意思，甚至领导根本就不清楚这回事，或者虽然清楚但坚决反对这么做，如果不当面取证，领导意思这个“烟幕弹”

就会导致审计结论失真和审计失败。

何思娴说，“找个机会去查证追加指标的真实性，不要让检察院的人骗了。”

然后转向凌天，问，“基建项目那一块怎么样？”

凌天翻开他的取证记录，“我和小魏负责工程项目审计。

经审计核对，市检察院办公大楼建设的资金来源有省检察院安排的上级专项补助二百万，市财政预算安排四百万，原检察大楼连同地皮一起拍卖款三百六十万，院内职工宿舍占用土地的职工集资收入二十八万，检察院当年罚没收入返还款转入基建工程作基建收入九万，共九百九十七万元。”

“基建支出的情况是这样的，土地价款二百六十万，土建工程四百六十万，装璜及设备工程款二百二十万，院内绿化及零星工程计一百六十万元。”

“按这么算，基建资金缺口也不是很大啦。”

何思娴说。

“从基建账面上看是这样的。”

市局投资审计科抽过来的小魏说，“不过该单位在上年编制收入预算时，有两笔收入没有编入预算中，一是省检察院专项拨款二百万，一是市政府领导同意原检察院办公大楼的拍卖款三百六十万。

我们也问了他们财务人员为什么不编入收入预算，省检察院的上级补助文件上年就已下达了，还有原检察院办公大楼拍卖，也在前年，也就是莫检察长到任半年后，大楼建设立项就已经计算了资金来源，而且上年底市长办公会议纪要里也记载了这个，照理应该编入收入预算的。

他们的解释是，本来是应该编入预算的，但现在的事很难说，钱没到账先做收入总是不稳，怕万一到时候情况有变，资金就更没有着落了。”

“他们说的这个有道理，”

何思娴接着问小魏，“你们局里没搞检察大楼的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吗？”

“没有，提出过很多次，检察院总是找理由说等他们整理好了资料，或等院里账上有钱时再报送审计，不然一结算审计，就得付清工程款。”

审计组讨论决定，分成两个小组，一组重点关注检察大楼基建收支情况，另一组核实市廉政办口头追加指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