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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第11页）

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

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

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jg神资源。

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注：《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之语，何等感励人心！

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

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

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

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

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xg的支持。

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

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晋纪十三]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

，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

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

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

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

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

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

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

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

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

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

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

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