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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第12页）

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

刘裕出身次等士族。

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

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

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

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

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ri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

，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

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

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

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

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

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七年]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

的立场[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

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

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

对于“华夷”

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xg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

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xg，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

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

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xg。

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

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

，不乐北迁。

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

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

若迁都旋軫之ri，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

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

（桓）温今此举，诚yu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

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yu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

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