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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第31页）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

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

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

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七年]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

的立场[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

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

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

对于“华夷”

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xg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

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xg，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

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

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xg。

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

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

，不乐北迁。

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

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

若迁都旋軫之ri，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

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

（桓）温今此举，诚yu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

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yu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

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xg。

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

；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

。

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

已经非常满足。

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xg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

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

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

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