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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第 144 章（第5页）

福建之外，也有施实类似政策的，&ot;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ot;。

朱熹等道学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动，邵武军的光泽县存在溺婴习俗，&ot;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ot;。

但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当地设立了举子仓与社仓，其中举子仓的收入，专门用于养活弃婴。

应当说，民间习俗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尽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实际上，溺婴习俗在福建长期存在。

不过，由于官府的禁令，宋代这一习俗毕竟受到了限制。

溺婴恶习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造成福建人口增长。

例如：&ot;林积仁，宰欧宁三年，民户增一万五千余时以&039;四最六善&039;课群吏，瓯宁为第一焉&ot;。

可见，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须注意的是：宋代闽人溺婴，不仅是溺女婴，而且溺男婴，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闽北崇安县人，《宋史·胡寅传》记载：胡寅在出生时，差点遭到溺杀的命运：&ot;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ot;。

但对闽人而言，男婴有更多的保存价值，所以，民间溺婴以女婴为多，&ot;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ot;。

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代，如元代《通制条格》对溺女问题专门规定：&ot;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ot;。

这条史料的存在，说明元代溺女婴习俗十分流行，在这种习俗引导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

二、明清福建溺女婴习俗的流行

明代以来，福建溺婴习俗有很大变化。

从男婴、女婴并溺，逐渐演变到只溺女婴。

我们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婴主要有四点原因：

其一，计产育子；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

迄至明代，这四点原因有所变化。

其一，在计产育子方面，宋代的闽北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经常发生粮荒，因此，百姓不敢多养儿子。

但到了明清时期，闽北成为福建的粮仓，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销闽江下游，闽北农民不必考虑无法养活儿女的问题。

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问题上，闽人的观点逐渐向多数中国人靠近，多子多福成为普遍性的观点被接受。

我们知道：南宋时期闽北为朱熹等理学家活动的地方，由于这些理学家的影响，源于北方的儒学的一些观念，逐渐被福建民众所奉行，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福安县：&ot;男女安耕织，兄弟不相离&ot;。

其三，在人丁税方面，明代福建存在实际上的人丁税，这就是以人头计算的盐税。

不过，明代福建是否征纳人丁税，其关键不在于人丁实际数额的多少，因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隐瞒人丁数字的情况，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数远低于实际数字，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识。

因此，民众即使有多育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隐瞒，从而减轻人丁税。

其四，在害怕厚嫁破产方面，明清福建人仍然维持宋代的习俗：如邵武，&ot;其俗丰于嫁女俭于教子……嫁女资妆皆欲丰。

或益以奁田，妇人以骄其舅姑&ot;。

福州，&ot;婚嫁祗以财势相雄，市井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

若延师，则纤毫必校。

谚云：&039;有钱嫁女，无钱教子&039;。

其风为已下矣&ot;。

由于嫁妆过重，人们在筹办嫁妆时不得不竭尽全力，如崇安县：&ot;生女数岁，母即筹办嫁资，其丈夫不以为非，有不吝千金者&ot;。

沉重的嫁妆负担常常导致家庭的破产，如清代古田县：&ot;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

往往典卖住宅，负债难偿。

男家花烛满堂；女家呼索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