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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决定（第3页）

昨天一早，潘雪竹刚走进情报组，大伙就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贺大姐回所了！”

倒好像她请求过组内同志，希望他们一知道贺真同志从院里开会回来，就得及时向她报信似的。

潘雪竹矜持地朝大家微微一笑，尽可能用无动于衷的语调“唔”

了一声，便坐到自己的桌前，开始翻译一篇法文资料。

一上午，她装作外出取一样什么东西，到贺真同志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次，但光是看看贺真同志的秘书小姚抿紧嘴唇的表情，就可想而知贺真同志该有多忙了，她终于没能鼓起勇气走过去，要求同贺真同志谈谈。

最后一次回到情报组，偏又遇上老麦去检查工作，而且恰站在自己空着的桌前，拿起自己仅仅译出了六行的稿纸，在那里皱眉。

潘雪竹紧张而惶惑地回到桌前，老麦不满地望望她，相当耐心地说：“怎么一上午，才搞了这么几行呀？要珍惜党中央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春天啊，可不兴翘尾巴呀！”

潘雪竹脸涨得通红，紧抿着嘴唇，低头不语……

中午下了班，她刚走出楼门，一眼就看见贺真同志一个人正匆匆地沿着松墙走向食堂。

再莫失去这个机会！

她紧紧纱巾，小跑过去，还离着一二十米就招手呼唤：“贺大姐！”

贺真同志停步转身，等着她跑近。

贺真同志身材矮小，虽然只有五十四岁，却已经满头银丝。

她长得很不好看，眼皮有些下垂，下巴显得有点短。

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要同她接触到三个月以上，便会感到她具有一种不平常的魅力，包括她的身姿、面容，都洋溢着一种不好形容的特殊气质。

她当年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地下党的支部委员。

解放前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直到1966年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

她1976年年底才到这个科研单位来任党委书记。

从1966年夏天到1976年秋天，她是怎么过来的，所里流传着许多种“口头文学”

，比如说当她被亲自点名为“黑帮”

揪出来时，人们都以为她会惊惶失措，没想到她镇静得能够细心地从袖口上拈走一根线头，从容地说：“她一人说了是不算数的。

我只接受党组织的审查。”

又比如说1976年清明节以后，有人勒令他们干校的“老学员”

刷“欢呼”

的标语，她带头在墙上刷出了把“保留党籍”

四个字放大半倍的关于同志的标语，“”

的爪牙来兴师问罪，她叉腰以待，厉声质问说：“决议里有这一条，我们拥护，何罪之有？你们恨决议里的这四个字，居心何在？”

……来到潘雪竹他们这个所以后，她很快就获得了所内广大知识分子的难得评价：公正、懂行。

所以，当潘雪竹在那个秋天的中午追到她身边时，内心里充满了信任和期望，她决心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向这位可信赖的党委书记和盘托出。

贺真同志一望潘雪竹的神态，就知道她有要紧的话要对自己说。

于是，她便主动把潘雪竹引到一条通向僻静去处的小径上，小径两旁是圆叶泛红的黄栌树，秋阳透过叶隙射到小径上，四周弥漫着秋叶的特有芳香。

潘雪竹有一肚子话想说，可临到头来又不知从何说起，憋了几分钟，她才脱口而出地说：“贺大姐，我请求你们批准我——跟司徒文川离婚！”

贺真同志并不惊愕，只是稍稍有些怪讶：“怎么？你都想到这儿去了？”

尽管拼命克制，泪水还是涌出了潘雪竹的眼眶。

她冲动地说：“我不能再连累他了！

都是因为我那该死的姨妈，他一直不能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