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等待决定（第4页）

这回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他要是能参加出国考察，回来研究工作一定能有个突破……都是我，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前程……贺大姐，我不是在说气话，我是认真的——我要跟司徒离婚，离了婚，他就只剩下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问题了……”

贺真同志既没有泛泛地给她以安慰，也没有草草地给她以劝说，而是搓着双手，眼睛仿佛在盯着地上的几片红叶，皱眉思考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觉得，小潘呀，你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是狭隘了一点？派谁出国更合适，难道只是为了让谁的个人事业更有发展前途吗？应当着眼于，怎么更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更有利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回从院里开会回来，一上午我已经听到三起反映了，你的反映算第四起——对党委决定派小孟出国而不派司徒出国有意见。

你知道，小孟出身好，社会关系也简单，本人政治上不用说更没有问题，这样的同志出国，一般说来当然是合适的。

不过，司徒这样的同志，本人政治上表现不坏，业务上又非常对口，为什么就不能出国呢？这里的确有一个政策问题……有一个肃清、‘’的流毒，克服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问题……”

此刻，当潘雪竹坐在藤椅上，透过窗外的夜色，凝望着远处会议室的四扇灯光明亮的窗户时，贺真同志头天中午说过的这些话又撞击着她的心头。

贺真同志一定在会上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吧？老麦同志他们，能够接受吗？

“妈妈！”

一声呼唤，把潘雪竹从凝思中唤醒过来。

是女儿小盈，她从床上翻身下来，走到妈妈身边，拾起妈妈掉在地上的毛线团，递到妈妈手中，半蹲在藤椅旁，仰着脸，两只蓬松的小抓髻上翘，大眼睛扑闪着，充满了说不出的疑惑和苦恼。

“你没睡着？快，去披上衣服！

傻瓜……”

潘雪竹小声责备着。

小盈去披上了衣服，仍旧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用执拗的语气问：“妈妈！

姨姥姥，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潘雪竹不忍再注视女儿的眼睛。

她心口突突突地猛跳着。

是的，那个该死的姨妈，她不但妨碍着司徒出国，而且也妨碍着小盈的入团，小盈早已过了十四岁生日，她已经五次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却总是得不到批准；为了得到批准，她连团支部的每一个微小号召都竭尽全力地去响应，有一个星期日，她因为没完成支部规定的消灭十五只苍蝇的指标，晚上说什么也不上床睡觉，对着只有十二只苍蝇尸体的火柴盒呜呜地直哭……但是，直到前几天她才知道，原来她之所以未获批准，竟是因为她有一个反动的姨姥姥！

无论这个姨姥姥现在是死是活，这个反动的社会关系构成的污点，是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小盈原来不仅想入团，还想将来像刘胡兰一样，小小年纪就加入党组织呢，这下可好，反动的姨姥姥！

她在小盈出生好多好多年前就存在了，既然有她存在，又何必生下我小盈呢？！

……

潘雪竹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小盈劝到床上重新睡觉。

她许下愿：明天一定详详细细地把那个姨姥姥的事告诉给她。

但是，当她重新坐回到藤椅上时，她自己也困惑了。

说实在的，关于自己妈妈的这个姐姐，她潘雪竹所知道的，也极其有限啊！

她费力的回忆，也只能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形象。

她七岁以前，当中学教员的妈妈，带她去过姨妈家几次，只记得姨妈家比自己家阔气，姨父是个门牙挺大、牙上有烟垢的瘦高个，姨妈是个烫发描眉、嘴唇腥红、爱发脾气的胖女人。

姨妈从来不喜欢她，有一回她不小心碰掉了茶几上的烟碟，姨妈扯红了她的耳朵，妈妈还和姨妈口角了几句……那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解放前夕，姨妈跟着姨父跑到去了，据妈妈说，只来过一封信，姨妈说姨父在车祸中死去了，她正同一个英国人在一起生活。

解放后，潘雪竹有好几年把姨妈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在填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看到社会关系那一栏，才问起妈妈，妈妈才向她说明：“你那个死鬼姨父，原来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商人，头几年审干的时候，组织上才告诉我真相，你那连国都不爱的姨妈是不是也参加了特务组织，搞不清楚；她现在是还在，还是跟着那个英国人到了别的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

潘雪竹很认真地把妈妈提供的情况全写上了，并且怀着真诚的义愤，批判了姨父和姨妈的反动立场，还反复想了很久：他们对自己有哪些坏影响？应当怎样划清界限？在发展会上，她把自己的认识讲了出来，获得了几乎是一致的肯定，不久，她被批准为正式团员。

当她大学毕业，分到这个所里工作以后，姨妈的存在已经成了近乎被遗忘的事。

所以，在那个难忘的仲夏之夜里，她没有向司徒文川提起这个人。

现在她痛苦地想：这难道构成了一种欺骗？早知道这位早已不知飘零到哪个角落、甚至是否已经死掉也无从考察的姨妈，会如此严重地影响司徒文川的前程，她当时真该拒绝他那双伸向她的手啊……

那个月圆之夜的情景，犹如一套永不褪色的拷贝，如今仍可清晰、生动地在眼前放映：所里的大食堂里传来舞会的音乐，记得演奏的是一支新疆曲调的轻歌曲：《给我一朵玫瑰花》；司徒文川把自己邀到了外面，恰好也走到了前天同贺大姐谈话的地方，不过黄栌树的树叶还是浓绿的，傍晚阵雨留下的水珠儿，在叶片上似坠欲滴，反映着晶莹的月光，如粒粒神妙的珍珠……司徒文川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宣读学术论文时的那种沉稳派头消失殆尽，低着头、一只脚尖捻着小径上的湿土，笨拙地说：“我觉得，应该把我家里的情况，也跟你说说……”

他告诉潘雪竹，他爸爸是个资本家，当时还在工商业联合会里有个什么头衔，是市政协委员；妈妈原来当过职员，后来就当家庭妇女……潘雪竹听完，也便主动地说：“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不过，爸爸五年前就得肠绞痧去世了；妈妈现在还在教物理……”

记得司徒文川当时还惭愧地说：“你的爸爸、妈妈多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我的爸爸，剥削者！

我一直在努力同他划清界限……你不会嫌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