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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瓦玛依（第7页）

我的妻子不太好，但我还是希望你的妻子可以承蒙上帝的仁慈，过得很好。”

接下来会跟着一长串的名字，每个名字附上一段简短汇报，大多无关紧要，尽管有时也会非常精彩。

然后信就收尾了——“我的朋友卡马乌，现在我要结束这封信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写信给你。

你的朋友恩度爱提·劳里。”

一百年前，为了在孜孜不倦的欧洲年轻人之间传递相似的信息，车夫们跳上马鞍，快马加鞭，邮差的号角声大作，叶状金边的信纸也被制造出来。

信件受欢迎、被珍视，并被妥善保管起来，我曾亲眼见过其中的几封。

在学会说斯瓦希里语之前，我与土著的信件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古怪的关系：我可以念出他们写的一切，却一个字都不理解在说什么。

斯瓦希里这门语言一直没有书面语，直到白人们身体力行地编出书面语来，每个词语都按照发音小心地拼写出来，而且没有所谓迂腐的“正确拼读法”

来迷惑读者。

我坐下来，规范地把他们的大作逐字逐句地朗读出来，收信人大气不敢出地围在我的身边。

尽管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封信在说什么，却能密切地留意到读信的效果。

有时他们听到我的话后突然放声大哭，或者拧绞着自己的双手，其他时候则欣然大喊。

对书信最普遍的反应就是大笑，而且随着我的朗读，哄堂的笑声越来越响。

后来我已经可以理解朗读的内容了，我发现，一条消息在被付诸文字之后，效果被夸大了好多倍。

如果消息是口耳相传的，土著们接受起来就会带着怀疑和轻蔑，因为所有的土著都是伟大的怀疑论者——而它们现在则被当作福音和真理。

同样地，土著在辨识谈话过程中某个混淆的词语时十分敏锐，这种错误带给他们极大的恶趣味，而且他们毕生难忘，甚至会一辈子都用白人的一次口误给他起绰号；但如果这个错误是书面的——这很常见，因为抄写员都很愚昧，他们就会坚持把它解释成某种意思，会对此感到惊讶，拿来慎重讨论。

他们宁愿相信最荒谬的书面语，也不愿挑剔它的毛病。

有一次我为一个农场男孩读信，写信人在各种消息以外还提到了一条简洁信息：“我煮了一头狒狒。”

我解释说，本意肯定是他抓了一头狒狒，因为这两个词在斯瓦希里语里也有几分相像，但收信人坚决不同意。

“不对，穆萨布，不对。”

他说，“他在我的信里是怎么写的？写的是什么？”

“他写的是他煮了一头狒狒，”

我说，“但他怎么可能煮狒狒呢？而且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应该会更详细地告诉你为什么要煮它，又是怎么煮的。”

这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开始对我这般批评神圣的文字感到十分不安，他把信要了回去，仔细地折好然后离开了。

至于我记下的乔工纳的陈述，事实证明对他非常有用，因为地区委员在读完陈述之后驳回了涅里人的上诉，他们闷闷不乐地回了老家，一点油水也没从农场上捞到。

这份文件现在变成了乔工纳的大宝贝。

我不止一次见到它。

乔工纳为它缝制了一个小皮包，在皮包上绣了钉珠，然后用皮带把它挂在脖子上。

时不时地，通常在星期天早晨，他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把小包取下来，拿出文件让我读给他听。

有一次我病了好久，恢复后第一次骑马外出时，他远远地看到了我，追着我跑了好长一段路，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我的马旁，交给我他的文件。

每一次宣读，他的脸都挂上同样深刻虔诚的胜利表情，读完后他热切地整平他的小纸，把它叠好放回包里。

记录的重要性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反而分量倍增，好像对乔工纳来说，它最大的奇迹就是它不再变化。

那么难以回忆的过往，很可能每一次想起时都在变化的过往，在他的眼前被捕捉、被征服，然后被板上钉钉地记了下来。

它已经变成了历史，现在它不会再有任何可变性，也不会再有回转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