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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兴辞批评（第6页）

影片开头马山在阁楼上沉睡不醒，正是他起初的固体性格的一个典范性象征镜头。

只是当他被妻子叫醒后，他的依地生存的酣梦才被强行终结了，从此被抛入无地生存的焦虑之中。

从影片叙述看，马山只有过一次外出当兵经历，而且差点死去（幸亏战友冒险救援）。

也许这次外出历险促使他厌倦流动而偏爱稳定，从而形成固体性格。

而与无地生存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性格又是什么呢？不妨暂且说是流体性格，即在接触世界和他人时更趋向于灵活与变动。

这样性格的人总是动多于静，不愿待在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寻求流动，在流动中发现新的生存可能性。

马山从被妻子叫醒时起，就被迫开始了在本镇内不断流动的新生活，直到走出小镇走向外地火车站。

他在火车站成功地以身体诱出手枪抓捕“凶手”

后，“长时间”

地倒地不起。

这一与开头酣睡不起细节相类似和呼应的细节，可以说显示了他对起初的固体性格的最后的反思。

而这之后的出人意料的突然跃起和胜利者似的坚定不移的行走姿态，则显示了他对原初固体性格的最终否定——他由此完成了从固体性格向流体性格的转型再生历程。

他本来似乎是死定了，宛如影片开头时那般在一个地点长睡不醒，但一种突然的力量促使他一跃而起，在异地流动中走向新生。

这种突然的复苏力量，可以说正来自他在无地焦虑中对地点流动的认同过程。

作为马山个人有生以来空前严重的危机性事件，寻枪过程无疑构成他从固体性格转向流体性格的关键契机。

正是在充满无地焦虑的寻枪过程中，马山的固体性格断裂或肢解了，他被迫转入不停顿地流动状态，逐渐地生成新的流体性格。

由此看，寻枪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凝缩的“小模型”

，积聚了这两种社会性格之间的剧烈冲突以及必然的转型状况。

而联系当前文化语境看，这一“小模型”

则可以视为一种包含深层意义的符号系统，象征着当前正在持续的一场推动中国人生存方式及相应的社会性格转型的意义深远的重大历史性过程。

人们对这一历史性过程自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正像对寻枪事件可以各有理解一样。

（5）无地生存及其意义。

当然，对上述无地生存、无地焦虑或流体性格不应作简单的理解。

无地生存其实可以引申出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在于，无地生存代表当前中国人的一种不可逃避的普遍宿命——地方性生存总是与全国状况具有紧密联系，而全国性变化往往会影响到地方的生存。

如果联系当前有关“全球化”

理论加以理解，则不妨说得更宽泛些：正像地方性生存与全国性变化紧密相连一样，中国人的当前生存状况也不得不受制于地球上一个遥远角落的微妙变化。

正如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地方－全球辩证法”

（local-globaldialectic）所表述的那样：“地方生活样式习惯已经具有了全球必然性。

这样，我做出买一些种类的衣服的决定，就意味着不仅面向国际劳动力公司，而且也面向地球生态系统。”

人们已别无选择地生存在全球范围的无地焦虑中。

然而，无地生存还有着另一种可能性：它代表着当前中国人的一种自主选择——你可以通过地点流动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这正像马山通过走出云理乡而最终实现破案一样。

当然，由于每个人面对的生存环境及其挑战各不相同，所采取的应战策略也不一致，因而你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大小不同，你最终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就存在差异。

马山在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只能勇敢地以自己的身体或生命为代价去换得持枪人现身。

这一代价诚然是过于惨重的，但正是在这种付出中马山终于赢得了生命的最高价值——换来小镇人以及与它相依为命的县城人、省城人和北京人的安全。

所以，无地生存既表明个人生活的地点制约性，也指向理想的生活理念选择及其相应的地点流动行为。

从无地生存的上述两种可能性不难见出寻枪事件的社会意义。

寻枪可以视为中国的当前全球化境遇的一个影像寓言。

我这里所理解的全球化不是所谓“全球一体化”

、“同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