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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的街道政治 抗拒与变迁（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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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阴阳生查验死者的责任与一般“仵作”

法医及验尸官有所区别，也可以说仅是整个“出殃”

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关涉的也不仅仅是纯粹的法医或刑律的技术问题，同时要涉及社区之内的人情与伦际关系等复杂的综合问题，所以一旦遇到与阴阳生相关的刑事纠纷，警厅往往很难做出自认为适当的判决反映。

比如，在对待“张荣五擅开殃书”

一案时，警方就显得缺乏凭据而表现得犹豫不定，当时制裁阴阳生的主要依据是民国二年（1913）8月由京师警察厅颁布的“取缔阴阳生规则”

第七条第三款：“有变死或原因不明不得贿卖殃书及滥填所发联单”

。

如有违犯，应按“警律第三十八条二款处罚”

，可是违警律因违警罚法颁发而已不适用，而当时的违警法未载有明确规定，如阴阳生滥填殃书应如何惩罚之处。

“取缔阴阳生”

规则在民国初年的审核与通过是各种势力长期争夺较量的过程，民国三年（1914）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即因“因阴阳生对于有丧之家往往借出殃榜以行敲诈，建议卫生处予以取缔”

。

卫生处的答复是：“查阴阳生一项沿袭已久一时尚难以取消。

前由本处订定取缔规则业经通行各区署严加管理”

。

尤可注意者，民国二年（1913）制订《取缔阴阳生规则》时，明确认定阴阳生的职责是一门相传既久的技术，第一条第六款规定阴阳生需呈报“受业师并受业年限”

。

可为证明，而且从警方角度而言，也并未把阴阳生行当划归为“迷信行为”

，而只是在其触犯律令时才予以惩处。

然而在1925年北京实现了内城的“社区叠合”

之后，卫生管理机构开始加紧彻底取缔阴阳生的步骤。

与早期警方针对阴阳生偏重于刑事纠查有所不同，北平市卫生机构首先根据现代医学观念和标准把阴阳生职业限定为封建迷信的残余，属荒诞不经之列，根本不是什么技术职业，如卫生局报告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断语：“此项阴阳生毫无医学常识，倚恃其报告死因，以为施行防疫标准，殊为不妥”

[48]。

“阴阳生本为迷信时代之遗物”

[49]，等等。

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关阴阳生之取缔与抗辩的较量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北平卫生机构不是从刑律控制的角度，而是以现代医疗观念为依据，开始进一步限制阴阳生的活动范围。

如北平市卫生处1932年初步拟定了一份医师（西医）医士（中医）联合鉴定死亡和彻底取缔阴阳生的办法，函请各医界团体签注意见，其目的是用医生诊断制约阴阳生的“迷信”

行为。

办法函达“北平国医研究会”

后，却当即遭到拒绝，国医会并以书面形式申述了七条理由。

国医会坚持认为，阴阳生之业乃是一门流传古老的技术，尚有学理根据，非一般迷信行为可比。

“且营此业者，虽无学说，历有传授，例如死伤服毒等情均能证明，确有把握，又如死者掐在某指某纹，即知何时身故，撒手捡拳，分别自死被害等情，历历不爽，且开具殃榜，亦其专长，以此沿习既久，历行无舛，尤能鉴定清晰。”

所以阴阳生验视死者之法“允有特别之技能，实属哲理之根据，端溯其由来，乃《汉书》所载阴阳家流传之遗法，既非空言塞责者可比，又与荒谬迷信者不同，此其不可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