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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4页）

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

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22]胡适对友朋虽不无惋惜，但既然事已至此，他就屡屡写信劝诫这些《独立评论》的老友要“出山要比在山清”

，不能做纯粹官僚和顺从的“奴才”

，而应该继承古代士大夫遗志，成为政府的“面折廷争”

的诤友诤臣。

“合”

指的是尽管《独立评论》的成员在政治言论上并不全然一致，而且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有不尽相同的取舍，但他们对于《独立评论》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境况中应该承担的使命却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可，对于该杂志也大都有着浓烈的情感注入。

这份情谊可能是维系这样一个以《独立评论》为联系纽带的知识群体在时代风云流散中不至于彻底分崩离析的关键所在。

1934年1月28日下午，胡适到清华大学，见着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

在蒋廷黻家吃茶，钱端升从天津来。

期间蒋廷黻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

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23]最明显地表明这一点的是胡适本人在日记和书信中屡次三番地表示其甘愿牺牲个人时间为《独立评论》工作的原因。

1934年4月9日，胡适在日记中说，近几个月来，《独立评论》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评论》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

他的妻子江冬秀常常因此而责怪胡适，劝他早早停刊。

胡适常常这样开导她，“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作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

[24]这种《独立评论》群体之间的“合”

不仅表现在这种言语之间的认同，而且表现在当杂志被政府迫害的时候，胡适敢于担当责任，为朋友开脱的政治勇气和道德意识。

1937年3月7日，胡适为《独立评论》复刊事，专门致信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归国后的第三天，在上海读报，始知《独立评论》第二二九期因为登载张熙若教授的一篇文字，开罪于先生，致有停刊的事。

当时因身在南方，即发一电给秦绍文市长，声明《独立评论》的责任应由适担负。

北归后曾访秦市长，托他代向先生约一个进谒的时间，以便当面向先生道歉。

不意次日即有西安事变的消息，人心都为此事所震动，无暇顾及此种小事。

兹特具函向先生表示我个人负责道歉之意。

此报已停刊三月有余，现适在医院割治腹疾之后，已稍复原，拟俟身体完全恢复，即继续出版。

以后适长期住平，待教之日正长。

倘有言论失当，务请先生随时指摘，以便随时正式更正。”

[25]经过据理力争和政治周旋，《独立评论》在停刊四个多月后终于于1937年4月18日复刊。

在复刊后第一期的《独立评论》上，该杂志的重要作者张佛泉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说长道短？》，对言论及结社自由等基本问题作了细致而精辟的分析，并指出以《独立评论》为象征的公共舆论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健康的公共批评，乃优良政府（中央、地方、市政，都没有分别）所必需的条件，它与政府是一事，是不能分的，是须同时存在的。

社会上自由独立职业者的没有用意的、没有恶意的、没有背景的良心话是应该，是必须尊重的。

不歧视这样的意见是为政的最低条件，能采纳这样的意见方证明为有真学问。”

[26]张佛泉的这段话很透彻地阐明了支持胡适等知识分子矢志不渝地办《独立评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他们一致认为自由独立的公共舆论对于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性，这也是凝聚这个知识群体在《独立评论》的旗帜下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独立评论》的社员中，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陶孟和、吴景超等人的关系网络自然构成了这个“公共空间”

的核心，仔细爬梳这些学人的关系网络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可以从社会交往史的角度为解释当时的北平自由知识界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一书中这样记述道：“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

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

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最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