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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5页）

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

我认识君和新六好象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

……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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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傅斯年的关系则是一种“亦师亦友”

的模型，1952年12月20日，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说：“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给他校阅的，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出来。

那时候，他就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

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胡适之的‘保驾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替我作了保护的工作。

……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

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你们不能闹。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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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也是因为离开了天津南开大学，就职清华后迅速地进入北平自由知识分子圈，据其回忆：“一九二九年五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约我担任该校历史系主任。

五年中（从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华认真授课。

抵清华后一年半，我成为评议会中一员。

这段期间，对清华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

……清华教授集中住在三处。

我住在北院。

北院七号是叶企荪和陈岱孙，他俩那里成了非正式的俱乐部。

有很多朋友住在那里，其中包括哲学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张奚若和钱端升，物理系的萨本栋和周培元。

我和其他许多人常于饭后到七号去聊天。

……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周到北大去授课一次。

因为编《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我常到城内总社去。

透过这些关系，我一直和城内一些朋友们有接触。”

[29]至于他与胡适相识的过程则是这样的：“我在1923年自美留学归国不久，第一次遇到适之先生，但和他接近还是1931年东北事变以后的事情。

当时，他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一些朋友常和他见面讨论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危机，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讨论政治的周刊，胡先生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总编辑，丁文江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我协同胡先生处理社论的工作。

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编辑委员的餐会，大约有十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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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丁文江的相识则是首先通过“以文会友”

的方式，傅在纪念丁的文章中说：“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

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

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

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

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那时我在英国。

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铁穆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

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