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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6页）

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

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

[31]

翁文灏如何与胡适相识，又如何成为胡适所谓“八九个朋友”

之一的，暂无确切史料可考。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二人即已有交往是可以肯定的，北京大学、中基会、丁文江都可能是他们相识的媒介。

而翁与丁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关德懋在《翁文灏其人与事》一文中指出：“笔者认为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两位师长型人物的领导与爱护。

一位是丁文江，在他悼念丁先生的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与在君先生相从廿余年，承他待我如友，我心中实敬他为师。

……’他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一个从政的学者，是丁文江向先总统推荐而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丁死他失去导师。”

[32]《独立评论》的社员吴景超是一个社会学家，30年代“北方情势，岌岌可危。

一时爱国学人，忧时志士，均感到救亡图存，实为刻不容缓的急务。

吴先生遂于是年（1935年底）离开清华教职，随同翁文灏、蒋廷黻诸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

希望把专门学识，贡献国家，增强团结力量，从事抗战”

。

[33]

陈仪深在对于《独立评论》作者群的考察中指出：“在民主思想方面，实以胡适、陈之迈、陶希圣、萧公权、张佛泉、陈序经、张熙若、丁文江、蒋廷黻、任鸿隽、吴景超等几位为最重要。

……《独立评论》的作者群，若以职业身份来看，大致的顺序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公务员＞研究员＞中小学教师＞助教＞编辑报人；若从地区的分布看，显然集中在北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有一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他分散在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

[34]因此，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独立评论》为纽带创造了一个“志业共同体”

，这个志业共同体既包括“面对面的实质的共同体”

（指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见面的成员），同时也包括“想象的共同体”

（指因为对《独立评论》言论的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

这个“志业共同体”

的构造者绝大部分来自学院等空间网络，他们也不是匀质化的扁平共同体，而是一个立体的分层的共同体。

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吴景超、翁文灏等自然是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他们通过编辑委员会、聚餐会、中基会、欧美同学会、大学、书信往来乃至与政府的勾连等方式形成密切的联络，而他们的友情的建立往往又是通过共同的留学经历、师生关系、杂志社共事、朋友介绍、大学同事、同乡关系、社团、以文会友等各种方式。

在这个关系网络的建构中，学缘、业缘、地缘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自然对于他们来说更关键的在于：他们都是一群有着相似的政治理念、生活情趣与文化自觉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核心层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也会因为分歧而产生冲突，如上述胡适与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政治观念的冲突，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还发生过“民主与独裁”

的大讨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珍贵友谊；同时这个核心群体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分化重组的历史过程之中，就如胡适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社员们纷纷“入阁”

直接干政治去了，如蒋廷黻、翁文灏、吴景超等人，但同时又在不断补充新的核心成员，如张熙若、陈之迈等人。

在这个核心层以外的就是经常性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群，他们也许一辈子也未尝与胡适等人见面，有些也只是短暂地与胡适等人相识过，但因为这样一个“阅读的共同体”

的存在，他们分享着对于时事、文化与政治的理解，并且可以在《独立评论》上创构出一个“舆论空间”

，形成理性而睿智的讨论，例如，1934年胡适就与寿生、子固、吴其玉等人就中西文化的优劣展开过一场激烈而不乏价值的论争。

而胡适在《独立评论》每期后所写的“编辑后记”

更是以务实而恳切的口吻塑造了一个“交流空间”

。

章清则进一步认为《独立评论》社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权势网络”

，他认为聚集于《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建立起他们对学术的关注以及对公众事务的介入。

从教育背景来说，这些教育界、学术界的领衔人物，大多具有留学背景，留学期间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建立起密切交往的第一层管道，也为归国后共同创业奠定了基础。

这里既有学术的，也有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