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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7页）

如胡适、任鸿隽与陈衡哲在留美期间因为文学因缘以及筹划“科学社”

，建立起密切关系；而胡适与宋子文，因为同任《留美学生季刊》编辑，也为他们未来在政治上的沟通作了重要铺垫[35]。

（二）北大、清华与学院性公共网络的形成

在传统中国，书院是知识分子交往的重要网络，书院是一个有形的地理空间，为来自不同地域的士子提供了聚集的交往空间，同时，书院更是一个延续传统、知识谱系与批判性文化的精神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书院成为一批有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非制度性平台。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认为：“书院是研究学问，也就是探究‘道’的场所，是以此为中介的人和人的结集的场所。

但是，如果那学问是实践性的，且具有政治内容的话，从书院到朋党之间的距离就绝对不远了，朋友关系成为促成自身的政治性党派的形成，也就是当然的事了。”

[36]

到了近代中国以后，随着西方式的建制化的大学制度的引进，新式学堂和大学成为知识分子交往的新的空间网络[37]。

现代的学院基本上是根源于一种共同探寻纯粹知识的学术目的，这些学院知识分子被安置在一个个学科分工的院系从事专业性的研究，以专业为基础建立了学院内的知识分子交往网络。

同时，延续了传统的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往往又会跨越专业的藩篱，建构出具有一定政治品质的同人群体。

血亲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乃至同乡关系在学校这种新的交往空间中成为构造不同的知识群体的重要触媒，而知识群体在形成之后往往会获取一定的体制内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又成为吸纳学院内外的知识分子加盟其社群的重要因素，从而可能形成以不同的核心人物为“圆心”

、以他们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半径”

的交往空间，在这些不同的交往空间，活跃着具有不同习性、关怀与特点的知识群体。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然是考察这些遵循着不同的圆心、半径而形成的知识社群的典范。

从空间形式来说，大学里面的交往方式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层次：首先是以学校、院系为纽带的交往空间，这种交往同时又是跟个人的审美趣味、治学取向、生活习性等交织在一起的，学校、院系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契机。

1931年夏到1937年冬，钱穆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他的个人交游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管窥当时学院知识分子网络的窗口。

在这种学院知识分子的交往过程中，往往有一两个核心人物扮演重要的串联角色。

钱穆与汤用彤的认识和友谊开始于一个“戏剧性的情节”

。

据其回忆：“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

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

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

一日，锡予来访。

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

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

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

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

[38]其后，两人的友情迅速升温，汤用彤也就把钱穆当作人生难得之知己。

他相继介绍了许多朋友与钱穆认识。

哲学家熊十力从杭州来到北平后，暂时没有地方居住，又是汤用彤与钱穆商量，从钱的居所让出一部分给熊居住。

汤用彤考虑到钱穆一个人居住生活多有不便，于是又安排他住到自己的寓所的前院一书斋。

蒙文通从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系任教，与钱穆自然成为同事。

蒙文通与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都曾经去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听讲佛学，结交为好友。

蒙文通之所以能进北大历史系教书就缘于汤用彤的力荐。

钱穆认识陈寅恪和吴宓也都是因为汤用彤的介绍。

汤用彤与陈寅恪是出国留学前的清华同学，而汤用彤与吴宓又是中央大学的同事。

钱穆在北平就经常与汤、陈、吴聚会、聚餐、闲聊。

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地有新朋友加入这个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