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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8页）

例如，梁漱溟、林宰平等人。

据钱穆回忆：“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

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

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

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39]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学院网络中同事、同学关系是最重要的衔接纽带。

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经常合聘教师，教师在这三个学校流动性也很强，而毕业的优秀学生也形成了三校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通过师生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院网络。

学院自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理性空间”

，但这种知识分子交往更重要的还是遵循着趣味、志业、关切、习性等抽象的共同点而凝聚在一起的，这种凝聚甚至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达至了近乎亲情的境界。

很多学者都是远离故土，来到北平教书，他们在理智上都是爱好孤独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旧需要情感的慰藉，尤其是需要在日常的对话中交流思想，共同探讨，从而提升境界，扩大视野，因此，学院的网络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交往平台。

如钱穆就对当年的聚谈津津乐道：“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三人畅谈，竟夕未寐。

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

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

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

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

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

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

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

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40]

其次以同学、师生等为纽带的交往网络在北平知识分子交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网络，再如胡适与留学美国同学的交往网络，这种网络往往通过中基会、欧美同学会等形式表达。

例如，胡适在日记中曾经多次记载：1933年12月30日，“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同学会今天举行年终聚餐，曾托颉刚邀我参加。

今天吴世昌君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周启明同去。

同座有燕京教员顾颉刚、郭绍虞、郑振铎、马季明、谢冰心诸人，客人有俞平伯、沈从文、巴金、靳以、沉樱、杨金甫诸人。”

[41]1934年3月25日，“中午，在清华同学会开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委员会。

何淬廉主席。

到者，刘奴万、陈翰笙、陈达、陶孟和、梁庆椿。”

[42]

1934年5月12日，“美国大学同学会在颐和园开会，我是会长，不能不去。

邀了陈受颐、陈受康兄弟两对夫妇同去”

[43]。

1934年6月20日，“下午三点开北大中基会合款顾问委员会，开会后，会员六人（梦麟、叔永、孟和、孟真、洪芬与我）同去看翁咏霓，他已在十六日移回家了。

他大有进步，送我们直到大门外。”

[44]除了这种相对平等式的交往外，就是建立在师生关系基础上的学院网络。

在这种网络中，教师除了给学生传授知识外，还往往通过其所掌握的学术资源为学生创造机会，甚至包括就业机会。

试以胡适与千家驹的交往过程为例来分析这种网络的特性。

1932年，千家驹将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在读期间，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赚取稿费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也被胡适注意到。

胡适在去南京途中知道他是北大学生，回到北平后与其得意门生吴晗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