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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适派学人群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第9页）

恰好吴晗与千家驹是建立在同乡同学关系上的莫逆之交。

于是，千家驹顺理成章地被吴带去拜访胡适。

闲聊中胡适询问其毕业后的工作去向，千家驹坦言没有着落。

胡便把千家驹推荐到其朋友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

[45]1934年，胡适又主动介绍千家驹去北京大学兼任讲师。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在北大毕业不过两年，怀疑他的能力，而且赵也不认可千的思想“左倾”

，就没有同意。

万般无奈之下千只好写信给胡适，对此事大发一顿牢骚。

但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千家驹在1935年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兼任讲师，这个时候离其从北京大学毕业不满三年，所教的是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均为其老同学。

事实上，千家驹去北大教书一事，并非出于他自身的要求，而系胡适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即使连千家驹本人也是从陶孟和处知悉事情的前因后果的[46]。

在这样一个交往网络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地缘、学缘和业缘在综合地发生效力，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利用所掌握的文化资源，积极地扩展其个人的社会网络。

当然，这不是没有原则的，至少就千家驹这个个案而言，被吸引入胡适的庞大网络的一个前提是被吸纳者具有出众的才华。

胡适爱才在民国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对于清华政治系的青年教师陈之迈和《大公报》的张佛泉都是先睹其文，然后引进其交往圈子。

另外以同乡、邻里（居住空间上的接近）等空间因素为纽带的交往网络在知识分子交往中也发挥着作用。

在传统社会，以宗法体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依托于地方性，成为知识分子建立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逐渐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流转，原本稳固的乡村儒学共同体被打碎，在城市的学校、传媒、商会等现代性都市空间里，地缘作为一种架构社会网络的内生性因素并没有被摧毁，反而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人情社会[47]，实际上地缘相对于血缘在学院知识分子建构网络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同乡、同学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稳定关系网络的主要纽带，人情、面子与乡谊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在维持与拓展知识分子网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会通过同乡会等方式发挥周期性的组织功能。

[48]

对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说，同乡关系自然也成为构造人际交往网络的显著因素。

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也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东京国学讲习会听讲的留学生中，本以川、浙两省人居多，但后来继承章氏衣钵者，主要是浙人。

蔡元培长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发展影响巨大。

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观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

20年代，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朱希祖担任。

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

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

[49]

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名家萧公权曾在清华度过五年时光，他在事过境迁后的回忆中指出，就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清华几乎接近理想。

当时他们一家大小五口初到清华时住在“老南院”

二号教职员住宅里。

叔玉一家住在六号，彼此相距很近。

一年之后，“新南院”

教职员住宅落成，他们迁往六号。

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里面有一间宽大的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三间卧房，一间浴室。

此外还有储藏室，厨房和厨役卧房各一间。

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

陈岱孙是他的紧邻。

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

萧公权先生在住宅前的一大片空地上种树栽花，五年“灌园”

的工夫，把原来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