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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别经验性认识（第2页）

言毕不见，咸怪之，阅数日，余杭疫作。

[18]

这则故事，似乎表明了瘟疫是通过水路传播的。

又如，萧山的王端履之兄，在谈论疫鬼时说：“凡往瘟病家探望，亦无碍，但……切不可饮其茶水，以（疫鬼将）毒皆施于水中故也。”

[19]疫鬼将毒施于水中，自然也就是通过水来传播。

对于虫媒传播，范行准、郭蔼春等人均已指出。

[20]清道光年间汪期莲也在《瘟疫汇编》一书中提出了苍蝇是瘟疫传染媒介的说法。

汪在书中是这样说的：

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

[21]

这无疑是实际观察所得，不过，从该书录有一段刘奎有关青蝇的文字看，他能做出这样的观察应该是有渊源的。

这段话为：

青峰曰：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以鼓铸其间。

试观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千百为群。

夫青蝇乃喜秽之物，且其鼻最灵，人所不闻，而蝇先闻之，故人粪一抛，而青蝇顿集，以是知青蝇所聚之处，皆疫邪秽气之所钟也。

更兼人之秽气，又有与之相济而行者……倘瘟疫之乡，果能焚烧佩带，则不觉秽气之潜消，而沉疴之顿起矣。

[22]

可见，刘奎并不是在传染疾病的意义上认识苍蝇的，只是因为苍蝇和瘟疫都与秽气密切相关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汪的观察显然在刘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汪也没有对这一观察结果做进一步理论上的阐述，他的著作基本是对吴有性、刘奎和杨璇等人论述的汇编，所依凭的仍然是正统的“戾气说”

。

因此，他的这一认识也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否则，也就不会到咸同时，包括一些有名的医家对食西瓜何以会染瘟疫还百思不得其解了。

[23]

除了苍蝇外，当时有些人对虱子、跳蚤与瘟疫的关系也产生了隐约的认识，比如，余治指出：

道光二十一年，予乡大水，十月间曾偕友集捐，设亡厂子本镇社庙之旁，便诸亡者住宿。

中铺稻草，日给粥二餐，来者日众。

破衣败絮，蚤虱成堆，臭秽熏蒸，互相传染，以致病者日多，死者日甚。

[24]

虽然通行理论的制约还不可能使其认识到不仅是臭秽，蚤虱也能传染疾疫，不过，从中至少表明了时人对蚤虱等虫媒与瘟疫传染的关系已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感觉。

综上所述，可知，在疫气致疫这一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空气传播自然就成了人们对瘟疫传染方式主流而理论化的认识，对水传播、食物传播、接触传播和虫媒传播等其他传播方式，时人虽也不无直观或隐约的感知；不过明显是个别的、非理论和非系统化的。

而且，它们也没有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医学认识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未对正统的瘟疫理论形成足够的冲击。

不过，众多的实际生活经验和现实观察毕竟多少显现了实际经验与理论间存在着的矛盾，为日后旧有理论的突破和人们接受新的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还应该指出，对瘟疫传染方式的认识在清代传统医学的发展中尽管未获得突破性进展，但并不能就此否认清代在这方面的进展，这种进展除了以上所说的对除空气传播以外其他诸种传播方式的感知外，也表现在空气传播这一理论本身的丰富上。

吴有性提出瘟疫的出现“有天受，有传染”

，陈道耕又说有感发和传染，明确地阐述了瘟疫既可以自己感触疫气而生，也可以通过病人传染，这就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隔离病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晚清的李平书又进一步提出：

余考吾国医书，凡疫疠之作，俱曰天行，从未有言地行者。

吾谓鼠疫之症，其气由地中行者也……斯疫自辛丑福州大作而后，未闻至于浙，至于江，吾上海间有发现一二者，盖由轮舶携带而至，非由地行来也，是以传染未至于烈。

然吾又谓疫疠之气，有天行，有地行，亦有人行，三者传染皆至疫，人行之疫，又多生于人烟稠密之区……然则鼠疫，即非由地行而至，而以人传人，不亦大可惧哉！

[25]

对鼠疫的传播方式的论说已比较接近今天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