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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在感知的假象的一般根源（第12页）

，我们还未将其内在目标意向理解为指向某一内容的意向；所以，我们就有在它本身变得成熟之前将它强行压制的可能性。

通过价值单位意识多样性已经划归种种体验，这种多样性此时首先进入内在感知——不过，这只发生在体验是身体状况的符号，体验的变化是已然改变了的身体状况的符号的情况下。

每一体验，比如悲伤、高兴、强烈的同感或意志行动等情绪活动的单位，都是伴随变化——出现于身体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感性感觉的整个状况的变化——而产生的。

在通常的内在感知中，假象之源：因此在于忽视这些情绪活动和欲求内容及其过程的差异以及身体状况有同种结果的种种质性差异。

我们“生就”

是器官感受心理学家，只有当心灵生活在为满足身体需要而提供服务的范围内运动，当心灵生活已然是改变了的身体状况的标志，或要求身体进行特定运动时，我们的这一本原倾向才会发现整个生灵生活；只有克服了这一本原倾向，真正的、“纯粹”

心灵的事实才会为我们展示出来。

所有过渡体验都并不从外面去确定同时出现的身体状况的变化和与这些变化不同的行为；只要过渡体验本身一般地如此，也只会极为模糊不清地被人觉察到，——它们是一种“乌有”

。

只有艰难地从本原上避开身体状况及其外在行动范畴，心灵自身的现象及其差异以及差异的规律性才会从充满奥秘的幽冥的自我之中展现出来。

基于身体及其过程的规律性因而没有“解释”

那些现象及其法则，或只是单义地确定它们；这一规律性毋宁说是在“干扰”

这些现象及其法则，就像摩擦“干扰”

自由落体运动法则的单纯实现。

于是，具体的发生情况就得先通过叠加两种规律性才能理解。

[26]身体状况及其客观相关者所限定的，不是内在感知中给定事物的意蕴——在外在感知范畴中亦然，而只是对我们其时于内在感知中所实际把握到的东西的选择。

因而，谁要让身体状况明确无误地符合一切心灵过程和内容，如心理生理学的心身平行论者们所做的那样，那他就混淆了感知心灵事物的限定条件与感知心灵事物本身的限定条件。

于是，他就无异于一个想入非非地自以为在做物理学研究的知觉生理学家。

一个心理学家如果不想把自我假象的倾向变为自己进行研究的原则，就绝不会致力于尽可能将心灵事实“追溯”

到身体状况、器官感受、感性感觉等基本成分上去，而是相反，致力要把这些基本成分从具体的事态中挑拣出来，致力研究剩余物的自身规律性和自然。

倘若把感觉的种种品质追溯到快乐和不快及其客观相关者，这便只是内在感知的假象根源的一个后果。

当然，我们大家在感觉上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其根本相异的质性特征，而只是其终点——这一终点便是感觉汇入感性快感和不快感（感性愉快范畴）以及汇入身体自我之处，因而，在这一终点处，感觉便在机体活动中显示出对生命过程的促进和阻碍。

但是，“生命感觉”

已经不是种种感性感觉之和，生命感觉的种种变化（如健康与生病、软弱无力与力量充沛、上升与下降等）都不能由感性感觉的消失与出现展示出来。

生命感觉变化的规律性和生命感觉的节奏并不能靠感性感觉的规律性弄明白。

至于精神感觉（如哀痛、悲伤、怡悦等）的规律性，就更是如此。

所谓的詹姆斯—朗格情感理论就是一个鲜明例子。

在情感释放时，感受参与了表情流露的运动；在控制情感外露时（这时情感甚至更为强烈）内在的内脏感受也出现了；弄清感受的意义、乃至内在的内脏感受，很重要；然而，与此相应的是，大量的质性情感和支配情感的意向（如“对什么感到愤怒”

的意向），以及对个人而言变化范围如此宽阔的意向方向，依旧根本没有得到阐明。

理论涉及这一事实，但这些涉及的情形，都不是正常的情感活动和情感释放等的情形，而是病理学上的类型情形。

我觉得，所有神经症的专家们强调的事实，即情感表露运动的程度与内心状况不相符这一事实，比如，个人表现得极为愤怒，而其实并不那么愤怒，个人表现出的悲哀（大声诉苦、痛哭流涕）胜于实际悲哀（结果使外行总感到失望），表明的是：恰恰在这里，那些表情流露现象在正常情况下才基于其上的内在的质性感觉意蕴和意向意蕴已然消失，或者，要在其后才以感觉想象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这恰恰表明上述情感理论对于正常情形的误识。

神经症病人确实是“快乐的，因为他在笑”

，是“悲哀的，因为他在哭”

，人们乖谬地谈起上述学说时如此言；正常人的行为举止则相反。

因在场人物（如医生）的印象而出现的情态，或者因在场人物的“社会形象”

而产生的情态，直接、似乎自动地决定着情感的释放；而病人的感觉以及意向要随后才表现出来。

所以，如果不再有任何“观者”

在场，情感活动便会立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