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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马克斯韦伯关于有意义的行动的概念（第2页）

当韦伯在说明“他人”

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做出下列评论的时候，他便提出了这一点：

其他人有可能是一些个人，并且是行动者本身所了解的，也有可能构成某种模糊不清的复数，因而作为个体是完全无法认识的。

因此，“货币”

之所以是行动者在支付过程中所接受的一种交换手段，是因为他使他的行动取向了下列预期，即在未来的某种场合，他自己并不认识的、为数众多的未知个体将会在交换过程中接受它。

[24]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作为伙伴的人”

这个命题并没有被行动者从论题的角度出发[25]来把握，而是被他按照他的社会经验当成了理所当然的。

[26]与这种情况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境之中从论题的角度出发得到发展的意义，是对其他人的“行为”

的指涉，而这些其他人在这里刚好都是匿名的。

意义的第四个层次得到了下列假定的补充，即社会行动必须是取向其他人行为的。

有关“取向”

的这个非常清楚的（不过，有一位评论家曾经对它产生了部分误解[27]）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到本项研究的后面部分再加以阐明[28]。

所有这些意义结构都得到了社会行动者的理解，而这只有可能意味着，他把他的行动建立在他对其他人行为的理解的基础之上了。

而从韦伯的观点出发来看，接下来出现的对这种社会行为的理解，也就是说，对这种社会行为进行“解释”

，则是社会学所要完成的任务。

然而，这样一种解释工作却是在另一个意义层次之上出现的，亦即是在意义的第五个层次之上出现的。

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完成的分析，还留下了与社会行动概念有关的、由尚未解决的问题组成的三个比较大的领域未曾触及。

这些问题领域是：

第一，说社会行动者把某种意义赋予了其行动究竟是什么意思？

第二，对于自我来说，他人的自我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当作富有意义的东西而给定的？

第三，自我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理解其他人的行为的？是通过一般的方式来理解呢，还是根据这些其他人的主观意义来理解呢？

这些问题本身并不从属于各种社会科学。

毋宁说，它们所指涉的是我们在前面曾经讨论过的、这些社会科学的对象所具有的底层，也就是说，它们所指涉的是使这个社会世界得以通过与其他人一起进行的日常生活活动而被构造出来的层次，而各种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活动而得到确立和解释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并不准备对这些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而是不得不满足于得出少数几个并不精确的、只具有暂时的有效性的研究结果。

韦伯曾经反复提出过有关究竟如何界定富有意义的行为和如何把这样的行为与没有意义的行为区别开来的问题。

他谈到过富有意义的行为的不断起伏变动的界线，并且是把情绪性行为当作某种分界线来谈论的：

纯粹的情绪性行为也处于可以被认为是“以富有意义的方式”

来确定取向的行为的边界线上，当然它也时常超越这种界线。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由某种不受控制的、对某种异常刺激的反应构成的。

当从情绪角度出发确定下来的行动以自觉地释放情感紧张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便是有关升华的情况。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通常便是——尽管并不总是——朝着上述两种意义上的某一种意义上的，抑或是朝着这两种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前进了。

[29]

应当把——由于超越了“自觉的”

（请注意！

）行为的各种界线而——如此没有意义的情绪性行为，与情绪性行动对照起来。

情绪性行动与以合理性的方式建立在某种经过选择的价值基础之上的行动的共同之处在于下列事实，即：

（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未来所导致的某种结果，而在于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实现了这种特殊的行动类型。

有关情绪性行动的例子包括，对一种直接的复仇冲动的满足，追求感官需要的满足，献身于某个人或者某种理想，追求静观沉思的极乐，或者最后，追求对各种情感性紧张的解除。

无论这样一些冲动看起来究竟有多么的崇高抑或卑劣，它们都从属于这种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