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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马克斯韦伯关于有意义的行动的概念（第3页）

[3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情绪性行为和建立在对各种价值的合理性选择基础之上的行为，都接近了富有意义的行为的外部界线。

不过，它们却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能够找到的唯一的行为类型。

我们还会找到“某些经验方面的一致……也就是说，找到行动的某些类型，这些行动类型与可以归因于某些行动者的、从类型角度出发来看具有适当性的主观意义相一致……是时常会由同一个个体反复进行的，或者是由许多不同的个体同时进行的”

，[31]诸如习惯、惯用法等，而且，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传统的行为”

，后者被韦伯认为是：

非常接近那可以被有理有据地称之为以富有意义的方式来确定取向的行动的行为，不过，它也的确经常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

因为它经常是作为一种对习惯性刺激的自发性反应出现的，而这样的刺激则会引导行为进入某种一直在反复进行的过程。

[32]

我们引用的这些陈述显然已经表明，韦伯究竟是以多么含混不清的方式把行动概念界定为富有意义的行为的。

他在系统表述这些概念的时候所具有的、隐而不显的动机是很清楚的。

首先，当韦伯谈论富有意义的行为的时候，他所考虑的是合理性的行为，而且是“取向某种由不连续的个别目的构成的系统的行为”

。

他认为这种行为就是行动的原型。

实际上，在韦伯那有关富有意义的建构过程的模型之中，这种行动的目的论取向是随处可见的——而且，从理解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来看，这一点也是具有充分的理由的。

[33]

其次，把行为区分成不同的类型，诸如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来看有意图的行为、以合理性的方式确定价值取向的行为、情感性行为，以及传统行为，本身便是以下面这一点为预设前提的，即一种行动的意义是与这种行动的动机完全一致的。

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做法使韦伯陷入了许多的前后矛盾之中。

的确，日常生活的各种经验似乎都可以为韦伯的论题提供支持。

当我回顾我在一天里所做的工作、回顾我在一天中进行的所有各种行动——无论这些工作或者行动究竟是我自己独立进行的，还是在其他人的陪伴下进行的，并且问自己所有这些工作或者行动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无疑会得出下列结论，即它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自发性的。

这种结论看起来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我发现就所有这些行动而言，其中的许多行动要么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要么充其量只具有某种含混不清的意义。

不过，一种行动具有的意义是一回事，而我们用来把握这种意义的清晰程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一个事实可以表明，我的绝大多数行动都的确是具有意义的。

这种事实就是，当我把它们从经验流之中孤立出来，进而以特别注意的方式来考虑它们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们在下列意义上来看是富有意义的，即我能够在它们那里找到某种潜在的意义。

因此，如果在普通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富有意义，进而为了把行动与单纯的反应行为区别开来而使用有关富有意义的标准，这样的做法就是错误的。

我进行的任何一种传统行为或者情绪性行为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

实际上，如果我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那么，我就会发现，我的各种经验之中没有一种经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使行动和行为得以区别开来的，是前者从主观角度出发来看是富有意义的，而后者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毫无用处的。

与此相反，其中的每一方就其存在方式而言都是富有意义的。

这种结论马上便使我们遇到了下列困难的问题，即存在于行动的意义和单纯的行为的意义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当然，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这里还存在有关行动本身的本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将通过各种方式来探讨和研究所有这些问题。

不过，仅仅把它们提出来便已经足以表明，如果我们希望实现对意义进行的适当的分析，我们的工作究竟需要多么深入了。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他人的自我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给定的，却是韦伯所从未涉及的问题。

他所预设的是，在他论及解释其他人的行为的所有各种情况下，他人自我的富有意义的存在都是某种完全给定的东西。

即使他曾经以某种方式设想过这个问题，对使他人的自我得以在我的意识之中建构出来的方式进行精确的分析，也几乎是没有必要的。

此外，只要人们着手研究其他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主观意义，那么，有关我们如何才能认识他人的自我的问题就必定会被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