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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建文化语境文化诗学之入手处（第4页）

这类问题都只有在具体的文化空间中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那么应该如何来重建文化语境呢？简单说来，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

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掌握这个早已逝去的历史时期文化方面的基本格局，为准确揭示所研究的文学文本隐含的意义世界提供前提，从而弥补我们在细节方面对历史事实的无知。

一种研究工作能够获得怎样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研究者对这个文化语境把握的准确程度。

文化语境对于理解特定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充分体现出来。

孔子和孟子都是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二者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都存在着重要差异。

例如，在社会理想方面孔子的核心范畴是“礼”

，孟子则是“仁政”

，后者的乌托邦色彩要浓厚得多。

这原因正在于文化语境的不同。

孔子的时代，文化话语权虽然已经开始转移到民间的士人思想家手中，但政权和社会价值观却依然在传统的贵族阶层控制之下，“尊王攘夷”

是当时最具有合法性和号召力的口号，所以孔子的社会理想主要是以西周时期的贵族制度为基本蓝图的；孔子的人格理想也主要依托古代的贤明统治者，尤其是周公这样集政治才能与文化修养于一身的人物。

孟子的时代则不同了：传统的贵族阶层已经被新起的权力集团所取代，以“世卿世禄”

为标志的贵族制度已经消亡，士人阶层不仅完全控制了文化话语权，而且也成为诸侯君主们必须依赖的强大政治力量。

当时普遍的社会要求是结束战乱，实现统一。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也就变得更富有乌托邦精神。

孟子的“王道”

“仁政”

与孔子的“复礼”

是大不相同的。

他们都把“三代之治”

奉为楷模，但他们各自理解的“三代之治”

相距甚远。

在人格理想方面，孟子那种善于养“浩然之气”

，并且能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的“大丈夫”

与孔子心目中那种“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

、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君子”

也有着很大区别。

[1]（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19～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2]例如，对《关雎》这首诗，毛诗说是“美后妃之德”

，三家诗却说是“刺康王晏起”

，迥然不同。

[3]（清）崔述：《通论十三国风》，见《读风偶识》，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最早记载“诗言志”

之说的《尚书·尧典》究竟是何时的文献一直没有定论。

有人说是战国时人所作；有人认为是西周初年整理过的古代文献；还有人认为是经过后人改窜的古代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