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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史辨派诗经研究之反思（第11页）

，但他们的许多见解已然超出了以揭示历史真相为职志的传统史学，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

有着诸多相近的历史洞见。

其三，在现代中国历史语境中如何建构自己的研究方法的问题。

“古史辨”

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使今天学界已经宣布“走出疑古时代”

，而且考古发现也不断证明着“古史辨”

派“疑古”

的偏颇，但是我们依然要说，这个学派对于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特别是今日中国学术的启示意义是巨大的，而且这种意义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对此，我们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当下的中国人如何做学问？今天的中国人有资格做学问吗？不管承认不承认，今日中国学人是存在着这种惶惑的。

相当一批学者一谈起中国的学术文化，是不屑一顾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才有学术，中国自古及今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

有相当一批做中国学问的人在西学面前感到自卑，无地自容，感觉一张嘴就说的就是别人的话，一句自己的话也说不出，于是只好“反对阐释”

，躲到考证学、考据学中去保持自身的纯洁与独立。

这样一来，真正有价值的中国学术在今天就很难建立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古史辨”

派就显得极为可敬了。

其最可敬者，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照搬别人而来，更不是凭空想象出来，而是针对中国历史存在的问题而总结、提升、建构起来的。

因此以“层累地造成古史说”

为标志的“古史辨”

派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式的，是适合中国的研究对象而生成的，因而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其再可敬者，他们并不讳言对古人和外国人的吸纳与借鉴，但也绝对不唯前人或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真正做到了广采博取与独出机杼相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又具有前沿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其次，在“信古”

与“疑古”

之间。

做中国的学问，面对的是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古籍，今日的学人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古史辨”

派的“疑古”

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因为一切学问都是从怀疑开始的，没有怀疑就不会有问题，没有问题也就不会产生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因此对于“古史辨”

派的怀疑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然而，“古史辨”

派的问题在于：他们似乎先设定了古史的虚假，然后想方设法找材料证明其虚假。

这就有问题了，如此便不能客观地审视研究对象，特别是不能体察古人何以如此说的原因。

即如《诗经》研究而言，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对汉儒的说诗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对于他们说诗传统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不予深究，这就遮蔽了许多值得追问的学术问题。

他们未能意识到，在人文领域中的学术问题常常是不能简单地用“对”

和“错”

来判定的，这种判定是缺乏学术意义与思想蕴含的。

真正的学术研究不仅要追问“是什么”

，而且要追问“为什么”